开栏的话
在中国，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遴选“中国文化必读之书”的工作，许多知名学者先后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代和范围内，作出过排选最有代表性的或最有影响的国学书目的尝试。改革开放后，更有大量的学者、读者热情地投入各个范畴内有影响书目的评选工作，它已成为我们读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书活动”不但能刺激读书欲、培养爱书心，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精品图书的展示平台，让好书在读者中代代流传。值此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开办“军事图书精品回眸”栏目，在建国以来军队出版社出版的浩如烟海的军事图书中，选出八十种精品佳作，介绍给部队读者，为大家精彩的军旅征途，增添一份书香的记忆和眷念。
——编者
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生平丁晓平
你知道毛泽东有过“自传”吗？你读过《毛泽东自传》这本书吗？
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就和几年前我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一样，一定会对《毛泽东自传》感到惊奇，因为它来源于西方人的笔下。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7月15日和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长谈。
一连几个夜晚长谈，当毛泽东讲述完红军长征的全部经过后，斯诺提出了为其作传的想法。但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
毛泽东把革命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
斯诺从前线采访回来后，经过几次“好像是在捉迷藏”式的交谈，毛泽东终于答应讲述自己的“个人历史”。连续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在昏黄的烛光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自传”告诉别人，讲述了从1893年出生至1936年间的主要成长战斗经历。斯诺感叹道：“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斯诺曾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条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但斯诺对这点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1979年，吴黎平专门就翻译一事做了说明：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是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的。
斯诺在写作时原打算用第三人称，为此与妻子海伦还有过一番争论。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第三人称把其中某些部分重写。海伦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海伦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不能改动原材料，而应用毛泽东的原话，用第一人称才更完美。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因此，在《毛泽东自传》及以后斯诺写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称。
这部书的出版，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毛泽东极有价值。《刘少奇自述》背后的叙说黄 铮
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他领导过工人运动，当过国家主席，但对于他各个时期的一些具体情况，尤其是对他自己如何看待这些时期，我们却不甚了解。可以说，全面翔实地了解刘少奇，尤其是通过刘少奇自己之口了解刘少奇，本书还是第一次。
其实，刘少奇很少谈及自己，也从未完整地向别人介绍过自己的一生。他是一个重视实践的人，他的一贯观点是：“不要以我的过去来了解我这个人，要以我以后的行动来了解我这个人。”只是经不住身边人的一再追问，有时才谦虚地谈论自己的过去，但始终也没有完整地谈论自己的一生。有关刘少奇的资料、档案上千万，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大海捞针，最终奉献给我们这部作品。它完整地、如实地再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有些资料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属首次面世；有些虽然已经发表过，但散见淹没在其他文字中，亦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本书将之单独挑选出来，合成一个整体。
本书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首次披露了一些重要文献。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很希望了解刘少奇的过去，他一再追问刘少奇，但刘少奇直到1942年才致信给在新四军工作的罗生特医生谈及自己的经历，这封信就成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本书的“开篇自述：我的历史”。第二是刘少奇口述、王光美记录的“刘少奇简要历史”。新婚不久的王光美，对自己的丈夫刘少奇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她一再追问刘少奇，希望刘少奇讲讲自己的过去。刘少奇始终没有答应。直到1952年，刘少奇才聊天式地跟王光美谈论自己。刘少奇一边说，王光美一边记；说者随便，记者也随便。后来刘少奇在王光美的笔记上圈圈点点，订正了某些地方。刘少奇平反以后，王光美把这个材料拿来给编者。这就成为本书“开篇自述”中的附记。
本书通过刘少奇如何看待自己早年的经历？如何评述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如何对待自己的亲人？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等视角，展现了刘少奇许多宝贵的精神品质。如深入一线的工作作风；良好的修养，坚定的党性；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本书还收录了王光美、薄一波等同志对他的回忆，增添了一些生动细节。
《周恩来自述》是这样出版的
董保存
《毛泽东自传》出版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搞了一次活动，购书的场面非常感动人。在购书现场，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来自传》的建议。于是，我就找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力平先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廖心文女士，看有没有可能出一部这样的书。
力平和廖心文同志长期从事周恩来生平、著作的研究，是国内最权威的专家。一谈起周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力平同志说，周恩来没有写过正式的自传，但是，他叙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资料是比较多的，早年日记中的记载、面对访问者谈的、给亲友书信中叙述的，集纳起来，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编辑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天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们必须编好。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周恩来自述》完成了。这本自述，大致是依历史顺序编辑的。“开篇自述”收录了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记录，附了斯诺记录的访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这样较为集中、完整地谈自己的历史，在周恩来一生中并不多见。书中还收录了他学生时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时的日记，给亲友的信件，以及文章、谈话中涉及自己历史的内容，等等。这些文字，有的详尽些，有的简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贯穿起来，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印象。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来自己写自己、谈自己。同时注意抓住他辉煌人生中的关键点，突出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比如，周恩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历时半个世纪。我们就抓住南昌起义、遵义会议等历史关节点来选取材料。有的材料非常珍贵，如周恩来自己说过，从西安事变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收录在本书中的周恩来1939年1月给蒋介石的信，就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朱德的风格
郭米克
1937年11月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此事说大不大，他需要二百元钱。
为什么？原来家乡四川仪陇遭到了严重的饥荒，早已破产并陷于贫困的家中，有他的两位年逾八旬的母亲——一位是生母，另一位是养母，她们的生活度日维艰，于是便向远在华北“做大官”的儿子求助。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贵为总司令、统领千军万马的朱德，竟被这区区二百元钱难住了。
他没有钱。
可他得知在离家革命的十年里家庭破产与凋零的情形，特别是两位母亲眼下正处在饥饿之中的消息，令他备受煎熬。
若是换成旧军官，派几个马弁带上几百上千的光洋送回去岂不是举手之劳？但为革命始终清贫的朱德，却只有向自己在仪陇的同乡好友戴与龄老弟发出了一封请求捐助的信：
“……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这封求助信如此恳切和无奈，令人无法拒绝，也无法不为之感慨。说八路军总司令没钱谁相信？可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历史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里程碑则是由一粒粒砂石凝固起来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这部《朱德自述》就是“砂石”的集成体。它第一次以“自述”形式对这位献身于崇高理想和信念的革命领袖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寻溯，所依据的恰是朱德本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场合的坦率谈话、通信、回忆及自传文字，其中的一些内容为首次公开面世。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朱德，除“开篇自述”外，编纂者大体按照作者生平的历史演进顺序作安排和遴选，更增加了清晰和准确感。附录的十几篇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充分印证了“自述”的内容，使朱德的形象更加生动和丰满。
《朱德自述》集中展示了他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在危机中觉醒、探索、奋斗的过程，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更由于这种启示是通过淳朴的语言，真实的细节来展现的，便具有了更强的感染力。
邓小平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刘金田
关于邓小平，人们的评说很多。他们从各个角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讲述自己心目中的邓小平。
但人们最想知道的还是邓小平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的。
邓小平从来不主张宣传自己，也“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他说：“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
邓小平没有写过完整的自传。《邓小平自述》是把散见在各处的有关邓小平对自己的说法和评价集纳起来。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过下面这样一段话：“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这是邓小平唯一一次较为完整地谈论自己的经历。80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邓小平仅用几百个字一带而过。简洁、朴实，达观、自信，这是小平同志的风格，也是这部自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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