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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3月开始，10名20岁出头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以井下矿工为调查对象的社会调查。两年中，他们走访了湖南30多处煤矿，并3次下井调查，与500多名煤矿工人直接对话，最终形成了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今年两会期间，该调查报告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的关注，并得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李毅中局长的批示。
这些“80后”，大多有着在城里生活成长的经历。然而，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正在感动着更多的年轻人。
要钱往往就不要命
“干我们这行，死伤是难免的，只是多少、谁碰到了的问题。来矿里工作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儿煤，多挣点钱。”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赤峰煤矿矿工肖志海告诉调查队员，煤矿工人在工作中每年都有事故发生，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这位时年47岁的井下煤矿工人的一席话，给调查队员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项调查的组织者之一曹渝说，很多人都在想：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他们的问卷反映出，大多数矿工的家庭人口在4个以上。
一个已婚矿工要负责4个人的生活；未婚的矿工也需要攒钱建房、结婚、生子、供老。他们每天得在井下工作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在10个小时以上。
一个姓文的农民合同工，工作了12年后，发现患了三级矽肺病，最多只能活一年了。矿老板知道后提出“一刀切”，付1万元返乡费了事。“文伯被逼得没办法，除夕夜里拿着农药去矿主家，以死相逼……”曹渝说。
调查显示，处于这一群体中最底层的农民煤矿工每月工资一般只有千余元，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可是在接受调查时，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
其中，钱是诱因：在一些煤矿，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2000元或者更高一点的工资。这和一些务农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相当。因此，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赚钱的工具。让工人感到压力最大的是矿难，这一方面意味着工友的离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煤矿停产，收入减少。
“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答案其实很简单。”曹渝告诉记者，矿工和家属对生命的漠视让他们很震惊，在许多地方，一家人中好几个甚至全部在煤矿打工的事情比比皆是。他们调查的工人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只有16岁。
实际上，多数矿工对于安全状况并非不在意，而是无可奈何。
工人摁手印领工资
家庭经济压力和相对可观的收入，并不是多数矿工从事这一职业的全部原因。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矿工的职业技能低下，就业困难。从事简单的挖煤工作，是谋生的必然选择。
以煤矿工人陈湘平为例，43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并且没有像木工、瓦匠、漆工之类的专业技能，“一辈子种田，现在只能卖个劳力，而挖煤只要有力气就行”。
陈湘平还不是偶然的例子。调查显示，82%的煤矿工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62%的煤矿工人没有任何职业技能，48%的煤矿工人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迫于生计不得不到煤矿做工。“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贫穷比危险更可怕。”
而调查中有些煤矿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领工资时还是采用传统的“摁手印”方式。许多矿工的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每天的生活就是挖煤睡觉。
最初到澧县调查时，曹渝等大学生发现：工人根本看不懂调查问卷。当被问到如“你坐在电影院是否会感到害怕”、“你坐在飞驰的小轿车里是不是会感到害怕”这样的问题时，矿工通常会反问学生们“电影院是什么？”“小轿车是什么？”
他们发现：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对安全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把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矿工组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矿工组作对比后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的安全感明显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文化程度越低，对问题的认识能力越有限，对其进行安全培训难度越大，培训效果越差，安全意识就越难深入其心。
而学生们在调查中发现，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矿工占了82.7%，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27.3%，其中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仅占5.4%。煤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矿工的心理安全感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煤矿两极分化严重
许多调查队员在调查快要结束时都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现象进行了思考：为什么同是一个地域的人，有人的财产有千百万元，住洋楼开小车，而大部分人的经济条件却依然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矿区不但没有因为煤炭带来的财富兴旺繁荣起来，反而变得环境越来越差，植被破坏、耕地受损、空气污染、废弃的煤矸石堆积如山。
这给队员陈萧带来的思考是：一是资源开采造成贫富悬殊；二是矿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触目惊心，煤炭开采殆尽后，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仍将面临生活困境。
大学生们发现，煤矿企业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私有煤矿老板年收入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元，甚至更高；部分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月收入达到3000元~4000元；而一个承担生命风险的煤矿工人的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调查中陈萧发现，52.6%的矿工认为煤矿企业分配不公平。这种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煤矿企业内部的安全稳定。
一座年产量4万吨煤的煤矿的副矿长杨某说，工人往往不知晓生产的责任和投资的成本。他们几个老板每年要交20多万元的税，还要负责抽水、通风、木料、石料、炸药、机械等成本。
杨副矿长称，他最担心工人想不通，玩命、闹事。有些煤矿工人书读得少，有矛盾总是拼命。上个月，老板刚买的奥迪车就被人划了，其他几个矿长也提心吊胆，“搞不好哪天车就被人砸了”。
曹渝等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恨或仇视心理，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也可能扩散。因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会造成煤矿生产环境的不安全。
（据《中国青年报》）
上图：调查员陈萧正在指导煤矿工人做问卷。用烟、槟榔和矿工“套磁”
走访“煤黑子”险遭矿主扣押
2005年3月，在湖南师大社会学教授谢俊贵的建议下，曹渝和周舟将目光瞄准了“矿工的心理状态与安全”这一个新课题。“当时学校正鼓励大学生申报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课题，我们就报了一个。”曹渝对记者说。
调查队很快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了一个10人团队。
2005年4月1日，调查队员第一次走进矿山，带着心理学测量表和煤矿工人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但矿工们根本看不懂学生的问卷，甚至不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了一次碰壁的教训，2005年4月去浏阳调查时，他们几个人托同学的家人在矿上打点了一下，碰到愿意说话的矿工，就重点调查。这时，队员们发现多数矿工都喜欢抽烟和嚼槟榔，因此“套磁”时，最紧要的就是递烟和递槟榔。每次调研，他们都要在矿区外买些槟榔和香烟，用于和采访对象沟通。槟榔要劲头大、老一点的；烟分两种，八九元钱一盒的“精品白沙”，给管理人员抽；矿工一般抽1．2元一包的“相思鸟”或者两元一包的“芙蓉”。
下井调查：呼吸很困难
问卷调查的受阻使调查者们感觉到，仅仅依靠简单对话的方式，远远不能深入了解矿工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严重的心理安全问题。他们开始动用数码相机、录音笔、DV等设备，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井体验。
2006年7月，曹渝跟随宁乡某国有煤矿的一名安检员下到了距离地面800米的井下。巷道约1米宽，1．7米高，呈圆形。平静的巷道里处处隐藏着危险———土质松软的地方可能塌方、掉石头，地下水多的地方容易透水垮塌，废坑通风不足，毒气较多，容易窒息。
越往下走，巷道里的积水越多，到井下400米的时候，积水已淹至膝盖。井下800米，温度升到37摄氏度左右。他们发现，在一线矿区主要是煤尘多，瓦斯浓度大，空气差，温度高。一干活，呼吸就觉得吃力，戴口罩吸气不行，不戴口罩鼻子嘴巴都是煤尘。刚出井的煤矿工人除了眼珠子是白色的，其他部位都是黝黑的。
在下井现场调查后，队员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煤矿企业尤其是私有煤矿企业的作业和生活条件差。其中，76.4％的煤矿工人认为，粉尘对他们的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64.7％的煤矿工人认为，噪音对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对作业工人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会引起强烈的紧张反应。
历险：差点给矿主扣押
随着调查经验的增长，曹渝和同学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一定要佩戴校徽表明学生身份；二是绝不能问“这个矿经历过几次事故”这样的问题；三是不能在矿井附近走动。尽管如此，在宁乡一个矿的“历险”还是让曹渝至今都感觉到“恐怖”。
“那次被扣住差点就出不来了，多亏矿工救了我们。”曹渝告诉记者，2006年3月，他和同学周舟第二次到宁乡的煤矿做调查。他们和一些矿工混熟后，由曹渝跟随工人下井，周舟在外面等，可刚到井口，意外发生了。
“一个身着普通矿工服装的人来到我身边，指着我胸前的数码相机说，从来没看过这玩意儿，能不能给他看看。我把手机递给他时，他并不满意，硬是要我把相机从胸前摘下来，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想到，他一接过相机，马上把相机内的照片删掉了。”
曹渝这时醒悟过来，眼前这个对相机充满“好奇心”的人就是这个矿的矿主，可能把他当成记者了，他感到事情不妙，马上掏出学生证给老板看，并搬出上次调查过的矿主，说是对方的亲戚，老板才把数码相机还给他，但矿主还是将他推进一间矿工休息室。后来，一名矿工马上拉着他跑出矿山，让工友骑着摩托车，一前一后把他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晓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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