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检察官的办案经历(图)

　　一个女检察官的办案经历

　　本报记者 陈虹伟

　　实习生 陈谊首都女检察官风采

　　犯罪嫌疑人抬头看了杨红梅检察官一眼，发现对方是个女的，并且身材娇小。

　　他吐了口气，靠在椅子上，脸上露出笑容。

　　这样的场景对杨红梅来说已司空见惯了。

　　“犯罪嫌疑人认为遇到女检察官是件幸运的事。”杨红梅说，“要让他们‘低下头’，必须在提讯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把确凿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

　　改行后选择反腐

　　2006年8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法官宣判：被告人金宗琦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被告人冷建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法锤声落，此案的女侦查员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杨红梅就坐在旁听席上，这起从侦查到最终审判历时近两年半的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贪污案终于终结了。

　　检察官杨红梅，一个在反贪侦查岗上历练了十多年的侦查员，用“梅花香自苦寒来”来形容这位美丽的检察官再合适不过，她曾经办理过李建国特大贪污案等一批大案、要案。

　　1990年，杨红梅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厅工作，那时法院中科班出身的人员很少，杨红梅的学历算是高的。在经济审判厅工作3年后，她调到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一待就是十几年。

　　“刚到检察院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做什么。”杨红梅说，凭着在法院经济厅的经验，她选择了反贪。“刚来的时候做书记员，直到1997年。”4年书记员生涯让杨红梅学到了很多侦查方面的知识，增加了办案的经验。当时杨红梅的老师是现任朝阳区纪委案件侦查室主任耿新，他对杨红梅的要求是成为杂家，对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所涉及，能够对付各种犯罪类型。

　　女检察官的优势

　　作为一名女检察官，需要付出的更多，在查办2003年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纳员李建国涉嫌贪污公款案时，杨红梅的爱人因心脏病、高血压住院，她也没有去医院看望。年仅3岁的女儿无人照顾，加之数月来的紧张工作，本来身体欠佳的杨红梅又犯了低血压的毛病，高压仅70、低压50多，但她仍然坚持工作。

　　“很多犯罪嫌疑人都看不起女检察官，认为她们没本事。”杨红梅说。其实女检察官也有优势，她们更加善于观察，能更好的与犯罪嫌疑人沟通。“我性格中有些男性的东西，不服输。”

　　女检察官查案注重细节，侦查李建国案时，正是“非典”疫情高峰期，李建国担心在医院工作的妻子。杨红梅在提讯前给李建国的家人打了电话。提讯时，李建国得知家人平安，十分感激杨红梅。认真交待了自己的犯罪情况。

　　“我并不认为我比他们优越多少，当然在具体的案件中我是检察官，这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力。对方是嫌犯，我就有权审问他。抛开这个，我会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杨红梅说。1995年，她结婚时收到了当时身处看守所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一份礼物。“那是一串用七彩线做成的六角形幸运星，她是通过法警给我的。”说起这份礼物，杨红梅总能体会到一份感动。

　　在提讯一个回民犯罪嫌疑人时，细心的杨红梅每次总是安排好他的饮食，令这名犯罪嫌疑人十分感动，主动交代了犯罪过程。

　　从小线索中查出大案

　　“其实很多大案刚开始举报时都是一些小线索，只有深入调查才会发现其中的秘密。”杨红梅说。

　　2003年，杨红梅带领着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对李建国进行调查。李建国性格比较内向，为人细心。在同事们眼里，李建国是标准的好丈夫好父亲。他女儿的衣服都是他去买的，平时中午都回家陪妻子吃饭。

　　李建国案发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时北京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领导换届，新领导要求财务和朝阳区劳保局核对2001年、2002年的公费医疗补助费用时，意外发现有两笔款项相差27万元：公费医疗办公室的账上明明显示已全额拨付，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却仅收到部分款项。双方一调银行账目，发现当初区公费医疗办公室拨过去就是少了27万。这下明白了，问题出在公费医疗办公室。朝阳区接到举报后，认为公费医疗办公室的原出纳李建国有重大嫌疑。于是，她把李建国作为本案的一个突破口。

　　“当初没想到他会贪污那么多，一个普通的出纳员能贪七百多万。”杨红梅带着27万元的证据，调取李建国担任财务出纳以来的全部财务凭证，审核全部收支现金往来凭证、核对银行存款及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等。这时，侦查人员在李建国家和其父母家中搜查出大量价值不菲的金银纪念币和139张存折，据专家估计，纪念币价值超过100万元。加上存折上的存款，总共超过500万。之前发现的27万元，只是冰山一角。

　　那时刚好“非典”疫情肆虐，杨红梅等侦查人员需要经常出入银行等公共场所，极有可能被感染。侦查人员吃了一些预防“非典”的药品后，就马不停蹄的外出调查。调查还是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单位明确表示疫情时期为了安全不能接待外人，杨红梅等侦查人员走访一些单位三四次，而李建国经手的单位多达几十家。庞大的工作量和艰苦的外部环境，杨红梅不得不另辟蹊径。放弃上门取证的“面对面”

　　方式，改为“函证”方式：即向相关单位发出“调查函”，明确写出需要取得何种证据凭证，并拟出单位证明格式，使相关单位能够以简单的填空的方式迅速完成证据提供。这与其他书证一起，构建起了李建国案件牢不可破的证据体系。

　　杨红梅和她的同事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侦查终结了这起作案时间长达十年的特大贪污案。最终李建国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与其他贪污案相比有其特殊的一面，李建国贪污的公款都是国家财政拨付给公费医疗享受单位的大病补助款和补超支款。国家医疗拨款本来就不足，加上李建国的克扣，再加上“非典”疫情，使得许多单位本已入不敷出的医疗费用更是雪上加霜，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院决定提前发还扣押赃款580余万元，但由于这些赃款被李建国以147张存单形式存在全市20余家银行，所以发还工作难度非常大，承办人杨红梅没有怨言，立即投入发还工作。当时正直盛夏，又一连多天没有休息，一天终因身体原因，一阵眩晕，杨红梅从银行20多节楼梯上滚落下来，身体多处挫伤，同去的同志吓坏了，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杨红梅只是休息了一会儿，就又奔赴下一家银行，就这样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147张存单的赃款全部发还完毕。

　　此外，杨红梅还针对李建国作案十年都没有被发现的情况，深入分析原因，对劳动局在管理上提出了数条具有很强可行性的建设性意见，劳动局在建议的基础上，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人事、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岗位责任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案被评为北京市检察院十大精品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