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她手中走向末日

　　慈禧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与一次次丧权辱国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在她的手里走向最后的没落；两个少年天子，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何以掌控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慈安皇太后、光绪皇帝之死，是否是她一手策划的惊天命案？本书系根据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课的讲稿编辑而成，作者最大程度地恢复慈禧的真实面目，讲述了慈禧不同寻常的74年人生。

　　1.“伊在妙龄时风姿绰约”

　　对于即将进宫的慈禧来说，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竭尽所能，获得皇帝的宠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二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很有可能成为后宫倾轧的牺牲品。

　　咸丰四年，也就是她入宫两年，慈禧获得了咸丰帝赏识，由兰贵人晋升为懿嫔，慈禧赢得了皇帝欢心。她曾自豪地说:“入宫后，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

　　从她颇为得意的表白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成功的秘诀:

　　第一，慈禧以美色成功地赢得了咸丰帝的心。

　　慈禧究竟美到什么程度？德龄(1886——1944年)，满族人，其父裕庚是清朝外交使臣，德龄等家人随父在日本住了四年，又在法国住了四年。1903年归国后，慈禧得知德龄姐妹通晓外文，便召她们入宫，成为太后的第一女侍客。她对慈禧的容貌评价道:“太后当伊在妙龄时，真是一位风姿绰约、明媚鲜明的少女，这是宫中人所时常称道的；就是伊在渐渐给年华所排挤、入于老境之后，也还依旧保留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咧！”

　　第二，慈禧一向机敏开朗、善体人意，也许是这些留住了皇帝的心。

　　第三，为皇帝生下皇子。咸丰帝直到咸丰四年还没有自己的骨肉来到人世(他此前只有二子、一女，且二子夭折)。慈禧深知，后宫佳丽如云，可就是没有给皇帝生子的，她想率先生子占得先机。然而，慈禧未能怀有皇子，除了咸丰帝子嗣不旺，也可能与慈禧身体疾患有关系。每遇经期，她都会“腰腹胀痛，胸满呕逆”。为此，慈禧在太医帮助下，精心调理，月经不调之病得以痊愈。

　　咸丰五年六月，慈禧怀孕，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下皇子载淳。咸丰帝兴奋不已，挥笔写下了“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

　　慈禧的地位也由此发生了急遽变化。由后宫五级的嫔，而为四级的妃，而为三级的贵妃。因咸丰帝没有设皇贵妃，所以她已经跃居后宫第二位，仅次于皇后。这一年她24岁。

　　第四，驾驭皇帝。由于生下了皇子载淳，慈禧位置一跃而成为宫中第二，仅次于皇后。但专制体制所赋予皇帝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贵妃的立与废十分平常。慈禧要稳固宫中的位置，就必须驾驭皇帝。

　　慈禧有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极其可贵。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就让慈禧代阅。

　　咸丰帝为了省力气，有些奏章，就改为口头谕示，命慈禧代笔。好在内阁呈送御览的奏疏，绝大部分属于报告性或对各省督抚重大事件的指示意见，一般皇帝的朱批是“知道了”、“依议”等简单的字，对慈禧来说不是难事。

　　至于军机处奏折则关系军国大事，咸丰帝必须朱批具体指示方略，但依慈禧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突破了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后，北京门户洞开，如何应对这百年未有的变局，是考验一个统治者是否具有雄才大略的关键时刻。

　　《崇陵传信录》记载:“英、法联军已陷天津。咸丰帝痛哭不止，皇后钮祜禄氏与诸嫔妃哭成一团，只有慈禧一人走向前来对痛哭不已的皇帝建议:‘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

　　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无主见暴露无遗。慈禧却冷静、沉着、敢作敢为。

　　慈禧在不露声色间将至高无上的皇帝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第二位重量级人物。经验渗透到太和殿那属于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中。

　　2.勾结恭亲王，扳倒八大臣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设计了一个旨在防止大臣僭权、皇太后擅权的“听政辅政兼而有之”的政治格局。在这个体系里，以肃顺为首的襄赞八大臣是王朝大政方针的设计与日常事务处理的主体，而慈禧与慈安这两宫太后只是权力制衡部分。

　　当慈禧通过政变，扳倒八大臣，推翻了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制衡方案后，慈禧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訢酝酿政变之初，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执行方案，那就是两宫太后听政，亲王辅政。

　　慈禧清楚:当务之急是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氛围里，后妃直面王公大臣是绝对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1861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抵京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两宫太后垂帘章程终于出笼。

　　同时，慈禧知道，如果没有恭亲王奕訢的呼应和全力支持，孤儿寡母的她即使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肃顺一党抗衡，更不要说顺利完成政变。然而，慈禧心怀隐忧:

　　恭亲王奕訢文武兼备，有勇有谋。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　心怀不满；或者奕　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所以，慈禧封赏奕　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第一，只以“议政王”相许。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虽然随后又令奕　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重要部门，然而奕　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第二，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军机大臣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　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奕　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拥有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第九天，6岁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十一月初一，养心殿举行两宫太后垂帘仪式。刚满27岁的慈禧，开启了大清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太后“垂帘听政”历史。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年仅45岁的慈安皇太后因脑血管疾病发作，猝然崩逝。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

　　3.在伊藤访华的第二天囚禁光绪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举国震惊。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戊戌变法运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晨，变法刚好推行了103天。这天光绪帝要在早晨五时半左右，前往中和殿阅视祭祀稷坛的祭文。可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情就在这一天早晨发生了。

　　《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之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慈禧再次训政的上谕，结束光绪帝为期十年的“亲政”，重新恢复慈禧“训政”。随后，慈禧将维新派领袖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下令捉拿维新志士。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变法前提是不能触动她的统治利益。在七月上旬以前，变法主要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在慈禧看来似乎还可以容忍。然而，进入七月中下旬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原来，七月十九、二十日这两天，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二道谕旨。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颁旨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　以及侍郎、署侍郎共计六位堂官的官职；将礼部主事王照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七月二十日，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光绪帝打击顽固派、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分明是对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

　　事情的起因是，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指示官员积极建言。王照作为礼部四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而应由该衙门堂官代递他的条陈。由于王照的条陈内容多为新政，因此被消极怠政的尚书许应　所阻隔。光绪帝怒不可遏，当即表示:“似此故意抑格(阻碍)，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

　　但是，怀塔布是慈禧安排在光绪帝身边的亲信。其次，明知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慈禧自己决定，然而光绪帝竟触犯天条，这是慈禧绝不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光绪帝的举措在朝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慈禧震怒，当面质问并训斥光绪帝。光绪帝痛哭道:“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从慈禧角度来看，不啻是对她权力基础的动摇。这就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对慈禧直接提出了维新党人建议开懋勤殿一事。

　　慈禧清楚地知道开懋勤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那就是维新派将云集于光绪帝身边成为枢臣，一个新的政治决策机构将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她把持了三十余年的清朝最高权力的挑战。慈禧严厉警告光绪帝若继续一意孤行，其皇位将不能保。

　　八月三日，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当天晚上，慈禧却做出了一个临时的重大决定:她要在次日，也就是八月四日回西苑(又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

　　那么，又有什么事情促使慈禧必须要赶15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这种威胁来自哪里？这是因为慈禧获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绪帝要在勤政殿接见来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明治维新，颇有变法经验。七月二十五日，伊以“个人游历”身份坐船抵达天津。二十九日，伊藤来到北京，随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使馆拜见伊藤，希望伊藤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挽救变法危局。

　　伊藤博文访华在受到维新派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守旧派的恐慌。御史杨崇伊在八月三日向慈禧呈递了一份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他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这份密折使慈禧断然做出了要改变一切的决定。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问题上与慈禧发生了激烈争执后，他预感到如果将变法继续下去，后果难测，于是密谕康有为离京。在慈禧回宫当晚，光绪帝对身边枢臣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命，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一方面，光绪帝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八月五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但在会见中，只有几句涉及中国变法:“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事前，康有为将伊藤博文推荐给光绪帝作为变法的顾问，想必光绪帝对这次会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绪帝在会谈中不接受伊藤面谈对中国变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写出书面的意见并转呈，这种舍近求远的举措，不合常理，应该属于光绪帝问话多有不便，或者百般无奈。此时，光绪帝已经难控大局。由此可见，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再次训政与伊藤博文访华有直接的关系。

　　八月十三日，慈禧下令处死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次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追捕康有为。慈禧无情地扼杀了刚刚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维新变法运动，业已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变法措施几乎全部被终止。

　　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