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拒绝当“首富”？

　　中国观察之唐昊专栏

　　据报道，碧桂园集团于4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之后，股票上涨35.13％。而在碧桂园公开招股的同时，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二女儿杨惠妍。这使得持有95.2亿股的杨惠妍一天之内身价已高达692亿港元，超过张茵，成为内地新一代女首富。

　　值得注意的是，杨国强在股权转让之后，并未退出碧桂园集团的经营事务，而是在集团内担任执行董事，以为女儿“打工”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样看来，所谓的新“首富”，可能只是一个集团代言人，而非真正一锤定音的人物。而杨国强也一再强调，杨惠妍只是代表家族来持有股份，而自己现在才53岁，仍然非常“后生”，不会想退休。这大概表明，这位家族掌门人如此急着把财富转移到女儿身上，只有一个原因——杨国强自己不愿当中国首富！

　　中国的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的时间，而“首富”这个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如此“扎眼”，甚至碰都不愿去碰一下，确实来得意味深长。中国第一代的财富创造者身上那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原罪”感，应该说和我们长期以来反私有财产的传统有关。

　　私有财产的创造、聚合和积累，本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当个人所拥有的财富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额时，总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安。中国古代史上政府对于成功商人的一次次致命打击(抑商)，正是出于这种恐惧。这也是几千年来只有财富的创造和浪费，而无财富的积累，因而也无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对其经济精英、私有财产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成长速度和走向。但直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难以给这些所谓的“经济精英”提供可靠的创富保障，无论是体制上还是心理上。我想这才是许多像碧桂园这样的家族企业迟迟不能升级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原因。不要说企业经营者的家族理念强，就算我们普通人，关键的时刻要仰仗的仍是亲戚朋友等熟人，这些来自血缘、来自个人情感的东西让人觉得比法律可靠、比官员可靠，这种对政治、经济、社会规则不信任、财富和人身缺乏保障的心理定势的形成，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到了几百亿的身家，钱对于它的拥有者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了，但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的仅仅把它当一个数字去看呢？25岁的杨惠妍成了家族计划下的“首富”，也许她只是一个被推出来代表家族站于风口浪尖的人物。但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这些第二代资产者不会有上一辈创业者那样沉重的“原罪”感，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经济精英本身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财富越多，意味着风险、责任、负担的加重。在中国，“首富”这个帽子，确实能够让中国人产生太多的想象，又是何其沉重呢？

　　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曾贯穿了私有制的整个历史，但在私有化程度在今天的世界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我们却突然迷惑了：“公有”、“私有”——这种传统上的划分方式，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当拥有千亿美元资产的所有者，把几乎全部的财富投入到社会中去，解决无数人的就业问题，发展了经济，甚至通过卡内基式的转化方式，使得私有财产一夜之间变成公益基金时，这种私有在多大意义上只对他个人有利？这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当号称公有的国有资产只由少数人支配和使用，大多数人却感受不到所有权的时候；当公有资产的使用权化为美餐被咽下喉咙时，这种存放在肚子里的公有资产又如何体现其“公有”？这也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为私有财产正名，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情。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抛弃了私有财产聚合的方式，市场经济当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规范财富的运行方式而不是消灭财富本身，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世界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如果这种规范不存在，那么财富本身就永远是可疑的；而与财富有关的人——无论是私有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公有企业的厂长——都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样一来，不但会制约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制约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机会。因此，这次的“隐形首富”事实上意味着一个提醒——我们的社会是到了要走出这千年困局的时刻了。(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