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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的“慰安妇”缘何成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组图)

日军在桂林驻军地形图

慰安所内部布置

举世闻名的上海杨家宅慰安所

排队等待进入慰安所的日军士兵

被解救出来的中国籍慰安妇

  本稿撰文 桂林日报记者谢昕 罗雁 黄政

  新闻背景:据新华社东京4月20日电日本政府在2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中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萍:也许桂林的证据最完整,不排除有桂林受害妇女出面作证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苏智良:东京审判未把慰安妇问题作为主要的战争罪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神秘”的微缩胶卷可能是揭开真相的唯一线索

  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天津、海南……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大都留下了一部部中国慰安妇的血泪史,桂林妇女只是中国受害妇女中很小的一个群体。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为何“桂林证据”成为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的日军在中国强征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唯一证据?

  为什么南京、上海这些日军施行慰安妇暴行的重灾区,没有有力证据出现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时隔60多年,当东京审判中关于慰安妇的“桂林证据”再次被公布,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我们密切关注此事”、“希望你们在桂林开展调查掌握一些材料,与我们沟通”……在采访中,国内一些专家热切地向记者表示。

  桂林慰安妇资料寥寥难倒专家

  记者昨日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他说,关于东京审判判词的中文译本曾有出版,其中提到了桂林慰安妇,但用语寥寥(即目前所公布的内容),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很少。

  李学通的同事刘萍1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由于能够找寻到的文献资料非常少,我们后来并没有深入进行。她说,对于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有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判词,她早就知道,但包括她在内,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并不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什么会选用桂林慰安妇这段历史作为证据,没有人进行深度调查,“至今仍然是个谜”。

  李学通说:“不要说你们桂林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不知道。”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曾花13年走访调查了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状况,并曾数十次前往日本调查取证。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他通过《日本老兵回忆录》查到,日军曾在桂林一个叫“镀金(音)”的地方设立过慰安所。上世纪90年代,他在日本看到一本名为《战争责任研究》的杂志,其中有一期做了慰安妇专辑,其中提到,在桂林,日军第52旅团的通讯队驻地附近,设立了慰安所,日军在桂林以招工为由将妇女骗来充当慰安妇……

  但是他说,学术界对广西慰安妇并未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2005年,苏智良来桂林参加一个活动,特意在街上询问了几个老人,这些老人回忆说当时桂林的确有慰安所,但详细的情况他们并不知道。

  苏智良说,他所看到的南宁慰安妇的文献资料比桂林多,但不知为什么,只有桂林慰安妇的证据出现在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

  曾任桂林市文物队队长的赵平,也曾对桂林慰安妇问题搜集了一些线索。在他的印象里,他只在一份文字资料中看到过桂林慰安妇的记载,是关于“娱乐所”的。

  谁向远东法庭提供了桂林慰安妇资料

  那么,是谁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桂林慰安妇的资料?这些证据资料又是由谁收集的?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方的材料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供。

  赵平向记者提供了一段重要的历史。他说,他和曾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19年的黄旭初的二儿子黄武良有交往,他曾听黄武良说,桂林光复后,大约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黄旭初令广西文献委员会整理桂林被日军侵占时所遭受的损失,包括伤亡人员、失踪人员等等,并整理成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里是否提及慰安妇问题,赵平不敢肯定。

  另据赵平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派人到桂林调查日军占领桂林时所犯罪行,“主要是调查毒气问题。”他说,几年前,临桂两江附近的农民还捡到过日军使用的毒气瓶。

  记者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这样的表述——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叙述了日军在桂林以招“女工”为名,将桂林妇女带到丽泽门外强迫她们供日本士兵淫乐。这份调查书是否就是黄旭初要求广西文献委员会做的调查,或者是选用了其中的一些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桂林开展调查时,除了毒气问题,是否涉及到慰安妇问题?如果对此有走访调查,那么其资料是否又融入到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1946年的这份调查中?

  桂林慰安妇证据为何起到关键作用

  李学通和刘萍认为,国民党政府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慰安妇的证据,应该不仅仅是桂林方面的,可能还有其他城市提供的。李学通表示:“也许比较而言,桂林的证据最完整,才被作为审判证据采纳。”刘萍都提出,不排除有桂林受害妇女出面作证的可能。

  苏智良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东京审判并未把慰安妇问题作为主要的战争罪行来考虑,而是将他们对中国妇女的强奸、轮奸作为“对中国妇女的暴行”进行审判。因此,这个部分在庭审中没有作为重点,事前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加上日本对慰安妇问题刻意隐瞒,取证困难,所以,当桂林方面的证据相对较多,法庭就采纳了这些证据作为审判依据。

  还有一种观点提出,日军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或许是出于一种“避重就轻”的心态。毕竟桂林受害妇女远不及南京、上海等地多。而且,日军占领桂林的时间距东京审判时间又很近,当时资料的保存可能完整一些。

  庭审微缩胶卷也许是唯一线索

  种种分析、种种猜测,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提供了一定参考。然而,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还需要更多一手的、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和资料。

  专家指出,关于桂林慰安妇,也许在台湾方面的资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不知道这些资料是否保存。而对于东京审判庭审的详细资料则由美国方面掌握。李学通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到美国寄来的一份征订单,称他们对东京审判的证据、证词、庭审记录、判词等整套资料进行了翻拍,制成了微缩胶卷,该胶卷可以出售给中方研究人员。李学通表示,由于美方出价太高(人民币数十万元),他们没有购买。

  也许这个微缩胶卷是我们目前了解真相的唯一线索。李学通说。他猜测,国内应该有权威研究单位购买并收藏,而桂林慰安妇的调查真相,应该就深藏在这报价高达数十万元的微缩胶卷中。

  日本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震惊史学界

  桂林史学家呼吁抢救有关珍贵史料 希望慰安妇幸存者或亲属勇敢站出来

  本报讯日本政府在本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震动世界,同时也让史学界格外震惊——因为,他们发现,桂林没有关于日本侵略者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详细记载。桂林史学家因此呼吁,要抢救桂林有关珍贵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接到记者电话时立刻表示,他们也正在关注此事,但目前没有找到更多有关桂林慰安妇的史料,他们希望桂林这边的研究进展能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桂林市志办的副编审、地方志科科长徐李宁告诉记者,她从事桂林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工作很久了,从来没有听说或看见过关于日本侵略者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传闻和比较详细的记载,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征桂林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一定有过硬的事实证据。4月22日,她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苏智良联系过,询问其是否掌握桂林妇女被强征到日军充当慰安妇的史实,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苏智良教授是全国研究慰安妇历史最具权威的专家,他花了8年时间走访调查了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情况,2005年也来桂林寻访过有关慰安妇的史实。他曾撰写了《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2本书,深刻揭露了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据苏智良教授估计,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其中75%被日军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岁至85岁之间,目前他掌握的全国幸存的慰安妇仅40人左右。

  广西师大历史系教授唐凌对记者说,由于中国人特殊的贞操观念,造成收集和考证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史实非常困难。他曾经带领学生深入研究桂林抗战时期的历史,看过各县的县志上记载着日军残暴妇女的事件,至于强征慰安妇的事情基本没有记载。抗战时期,桂林是遭受日军蹂躏深重的城市,日军驻扎桂林长达9个多月,俘虏的15000多中国军人均下落不明,大量的妇女和青年劳力被强行征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能够用桂林的史实,判决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说明证据必定十分详实,让日军对这项指控罪恶无法抵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按军队人数1比29或1比37比例,在亚洲各国大量强征妇女为日军配备性奴隶,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罪恶史,是桂林被强征的慰安妇的苦难经历和留下的证据,让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罪恶。

  因此,桂林史学家呼吁,桂林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幸存者或其亲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用事实和证据将日本侵略者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寻找桂林慰安妇的“蛛丝马迹”

  据国民党当局在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对日军在桂林的暴行有这样记载:“从四面八方召集的女工,都被恐吓带到丽泽门外当妓女,去满足如禽兽般的军队,供他们淫乐。”

  这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关于日军在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做慰安妇的最具体的描述。

  日军在桂林设了个“娱乐所”

  桂林从1944年11月10日沦陷到1945年7月27日光复,日军占领桂林的时间长达9个多月。

  日军占领前,在“南北长不过七里三,东西宽不足五里半”的桂林城内,居然容纳了30多万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地来的逃难者或政府南迁的相关机关与民间团体工作人员。日军攻陷桂林后,桂林成为了一个大兵营,长期在城里生活的居民和外来人员几乎都跑光,城里的中国百姓大概仅上千人。

  目前,从可以查阅到的极少史料以及民间的流传,仍可见到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和设置慰安所的蛛丝马迹。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后,至少俘虏了8000人以上的国民党军,其中尉官以下军阶的官兵被暂时囚禁在广西监狱(现在的桂林机床厂)。国民党时期出版的桂林年鉴上有一个被俘士兵的回忆:日军逼迫他们检举哪个长官是搞情报的,并承诺对检举有功者奖励去“娱乐所”娱乐。

  桂林文物工作队原队长赵平认为,被俘士兵所说的“娱乐所”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个“娱乐所”就在桂林城内。

  纺织厂招“女工”应该是强征慰安妇

  日军占领桂林后,发出安民告示,企图说服逃走的城中居民回家,同时还派出部队到附近农村,将寄居在庙宇中的上千难民强行赶回桂林,并让他们集中居住在栖霞寺周围的难民区。

  这时期,日军通过汉奸组织“复兴处”,借开办实业兴国的借口,在城内外张贴招收纺织女工公告。一些不明真相的女青年前去报名,结果有去无回。据传说,被招去的“女工”先是被桂林的日军强暴,随后送去海南的日本军队中做慰安妇。

  汉奸常到难民区为皇军强征“花姑娘”

  日军占领桂林期间,市区被划分成3部分,即军事区、良民区和难民区。

  赵平从市民的访问中听说,日本军官经常不满足在“娱乐所”发泄兽性,叫汉奸到难民区为她们强征年青漂亮的姑娘充当他们的性奴。

  一个在难民区生活过的市民说,他经常看见手臂上佩带臂章的汉奸,押着挑选出的“花姑娘”从中正桥(漓江上原来的浮桥)上通过岗哨,将“花姑娘”送给日本军官。许多被强暴过的妇女,因无颜面对亲人和乡亲,往往选择了寻短的路子。

  留守教师回忆:当年曾指点村民营救被掳妇女

  赵平告诉记者,解放初期,他的父亲赵震铎曾向他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的事情--日军占领桂林期间,他的父亲留守桂林翰明中学,曾指点桂林城外的村民,将10多名被日军强行掳走、囚禁在岩洞里的穿山附近的农村妇女,安全营救回家。赵平说他把这件事写在了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章中。

  据赵震铎回忆,1944年11月,日军占领穿山一线的阵地后,马上到附近村庄强行抢走了10多名妇女,将她们囚禁在穿山的岩洞,日军士兵每天对她们进行残忍的轮奸。村里的群众对日军的暴行非常愤恨,想与日军拼命,但又害怕伤不到日军,反而引来日军屠村的灾难,于是派人到翰明中学向留守教师赵震铎请教营救被抢妇女的计谋。赵震铎根据村民介绍的情况,对村民说:你们赤手空拳怎么斗得过全面武装的日本鬼呢?你们要营救被抢的妇女,要掌握好分寸,不能来硬的。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哪家有妇女被掳走,哪家就出人,夜晚上山,趁这时守洞口的日本兵就一两个人时,把关在洞里的妇女抢回去。切记,不能与日本鬼发生冲突,不然全村就会遭殃。

  村民按赵震铎的指点,在岩洞口附近耐心守候,等到岩洞只剩下一个日本兵把守时,用计支开日本兵,将被囚禁了10多天的妇女全部营救回家。

  一个被征挑夫的痛苦记忆

  看了日本承认二战期间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新闻报道后,桂林文物考古工作队原队长赵平心情激动地对记者说,没想到长期都不承认在被占领国家强征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日本侵略军,在法庭证据面前认罪了。虽说,我们能查阅的历史资料无法看到日军强征桂林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详细记载,但民间却流传着许多日军强行抓走妇女充当性奴隶的事件。

  赵平说,3年前他曾经访问过临桂一个70多岁、外号叫包子的独眼老人,听老人讲述了4、5个桂林少女被一个日军联队(一个加强团的编制)蹂躏的骇人听闻的事情。

  包子对赵平说,1945年,他才16岁,被日军的一个联队抓去当挑夫,每天都扛着一麻袋的光洋走路。在灵川县潭下镇时,他发现有4、5个16岁左右的少女夹杂在行军队伍中,日军让她们穿上漂亮的日本妇女服装,每人取了个日本人的名字,可听她们说话的口音,却是灵川县的方言。开始,他很好奇,想知道这几个少女为什么混杂在日军中。

  到了晚上,他听到4个少女悲惨的叫喊、哭泣声,才明白她们惨被日本兵蹂躏,他整个脑子都充满了对这种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的愤恨,一辈子都无法忘怀,他说那几个女把爷太造孽了。在相处的20多天的时间里,包子发现,每到晚上,日军就把她们全身扒光,关到民房里,然后日军士兵一个一个排着队,轮流进去对她们施暴。他眼看着这几个原本天真可爱的少女,一天天憔悴、枯瘦,变得一言不发,失却了人形,她们歇息坐过的地方,都赫然留下了血迹。有一个少女不堪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强暴,曾经逃跑了,后来被其他部队的日军抓到,又送回了联队,继续遭受日本兵的蹂躏。

  包子对赵平说,从灵川到全州的20多天里,他每晚都听到4个少女的悲惨哭叫。尽管包子在全州找机会逃出了日军的魔爪,但50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记她们的悲惨哭叫声。

  赵平说,可惜的是,包子已经去世了。

  等待揭秘

  当历史的风吹过六十年,后人关于桂林慰安妇的讲述,已经模糊了历史的真相。

  两天来,我们与南京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桂林图书馆、桂林市志办、桂林市档案局等有关单位及知情人士取得联系,收集资料,聆听讲述,但令我们遗憾的是,无论记载或者讲述都是支离破碎。

  历史的真相无从触摸?一份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庭审微缩胶卷,激起了我们的希望。国内是否有人购买收藏了这一胶卷,胶卷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真相?而更令我们关注的是,桂林是否还有那段不堪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密切地关注着。

  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循着线索轨道,一步步地走进真实的历史。

  链接一

  罪恶的日军慰安妇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性奴隶。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尽血泪的许多女性,被日军这头战争怪兽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自己发泄兽欲。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来,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

  --摘自《血肉长城》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链接二

  广西各处的慰安所

  南宁日军慰安所

  原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回忆,1940年2月,有15个慰安所业主带着150个慰安妇到南宁。驻屯第22军管理部长立即与第5师团长今村等商谈,征用西式旅馆、学校、寺院和民屋,开设慰安所。

  钦州日军慰安所

  1940年前后,日军在钦州(当时叫钦县)设有蓬莱慰安所,该慰安所由台湾人经营,隶属于日军盐田兵团林部队。

  桂林日军慰安所

  日军占领桂林后,即以设立工厂的名义招募女工,其实是被日军逼迫做慰安妇。

  河池日军慰安所李秉新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描述:1944年11月,日军攻入河池县城后,将一些妇女关押在林村,白天强迫她们洗衣、碾米,晚上则供其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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