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浦东综合改革安装法制“助推器”

　　周锦尉

　　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有经济学家说，浦东综合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当年浦东开发开放启动。国务院对浦东综合改革的要求，不仅在浦东本身，而是要有“全国的示范意义”。浦东综合改革可以“先行先试”，这四个字，充分表明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上海人民改革精神将进一步迸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智慧将进一步发挥

　　上海的发展，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浦东在加快实现“四个率先”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

　　与以前相比，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到了“制度逐步定型”的阶段，也就是制度设计要考虑方方面面群体的利益，要考虑与各种制度的联系和协调。这种“综合性高”的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的改革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人大的决定就提供了制度建设的环境

　　当海内外游客凭栏浦江，赞叹浦东发生的巨变时，浦东的建设者正悄悄地在推进一场综合改革。

　　昨天，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促进和保障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决定的方式，为这项综合改革安装一台法制“助推器”，动员和激励改革的“弄潮儿”们，为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为关系中国命运的改革事业，多动脑筋，多作贡献。

　　17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把战略目光投向了浦东，打出了一张“上海牌”，给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上海人民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抓住“20世纪最后的尾巴”，坚持改革精神开发浦东，生机勃勃地展现了外国朋友赞誉的“神话般的奇迹”。正是这种改革精神，改变了上海人以往“多有智慧、少有行动”的旧习，我们遵循邓小平同志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教导，敢“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在这块热土上，我们将国人颇有争议的“土地批租”试验成功，房地产市场发育起来了；我们以股份制的方式，从一块空地开始，将“东方明珠”捧了出来，成为浦东的标志；我们把张江技术园区构建起来，志在成为中国的硅谷；我们开门引进了140余家跨国公司和外资银行，浦东日益增大的GDP令人惊异。浦东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也带动整个上海实现了历史性大跨越。如今，人大通过的决定，同样让世人瞩目的是综合改革可以“先行先试”，就是这四个字，预示着，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上海人民改革精神将进一步迸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智慧将进一步发挥。

　　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综合改革先行先试，就标志着中国改革战略思路的一个定位的变化。有经济学家说，浦东综合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当年浦东开发开放启动。确实，国务院对浦东综合改革的要求，不仅在浦东本身，而是要有“全国的示范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提出上海要做到“四个率先”，其中要求“率先推进改革开放”时，强调了要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普惠性，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确定的上海发展战略目标，抓住举办世博会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齐心协力加快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上海的发展，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浦东在加快实现“四个率先”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所要体现的，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国务院在批准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时提出的“三个着力点”，反映了对目前改革“综合性高”的要求：政府职能的加紧转变，经济运行规则的完善，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消解。每个着力点都在要害问题上，有极强的针对性。

　　我们说“综合程度高”，说白点就是，目前的改革“牵一发、动全身”。比如，我们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既有城镇居民医疗制度的设计和公共的资金投入，又少不了农村医疗的资金和制度的安排，这就涉及二元结构的消解；其中还有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的预算盘子的计算。又比如，我们的城市在形态变化和提升中形成“增量”发展着，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改造涉及方方面面，哪一方面都得考虑周全，还有历史“存量”的保护，未来现代“增量”的超前；城市建设中开发商、被拆迁户、被征地农民以及各级政府利益的表达、平衡和协调，需要土地制度、房产制度、税收制度、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健康推进。和下棋一样，一着棋不慎，常常会使我们陷入困境。这种“综合性高”的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的改革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以大家认同的“游戏规则”将人们创新行为肯定下来，规范起来；以制度平衡和调节目前发展中的各种非均衡情况，使社会更加和谐。人大的决定就提供了制度建设的环境。

　　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制度也越来越多，这十几年来，浦东新区政府制定的规定、办法就达200多件，现在人大决定给浦东的支持是“在国家法制统一、地方法规允许的范围里”可以“先行先试”。我认为，这个阶段的改革制度设计要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高。我们记忆犹新，当改革开放从毗邻港澳的广东启动，全国人大曾经授权深圳、珠海等特区先行先试的立法权；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国家没有给钱，但给了不少优惠政策。想当年，改革大刀阔斧，幅度大、空间广。我们刚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庭园”，走到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庭园”，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走到一个相当开放的环境，新规则缺乏，新规则与老规则的“反差”也明显。与此相比，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到了“制度逐步定型”的阶段，也就是制度设计要考虑方方面面群体的利益，要考虑与各种制度的联系和协调。比如，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就有1992年以前工龄的现职中年职工补这段工龄养老金的“虚账实记”的工作，有已经退休的老年职工的退休金增加、高龄老人的补贴的制度设计等，都需要从可能的经济实力出发，奉献智慧。如今，关系民生的问题太多了，各类具体制度的创建工作，我们重任在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的决定提供的制度空间又变得很大。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共建和谐、共享和谐”的重要思想。如果说，共建是种义务，共享是种权利的话，对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来说，共享不仅是权利，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各类改革的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制度“公共品”的完善，会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变得更为实际。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法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