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专栏前言·

　　刘鹤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经成立九年多了。记得是在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成立论坛的想法，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

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林毅夫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经过九年的努力，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为什么50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的体会，支撑的是三个基本因素：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

　　在论坛成立的几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主要在以下领域：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路径选择；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等。

　　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鲜明地勾画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脉络。如果抓住这些基本线索，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

　　今天我国政府对推动改革开放正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继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主次矛盾的阶段性转换

　　改革开放2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鹤立鸡群，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17.2%。尤其近四年，GDP增长速度年年超过10%，对外贸易年增长率达到29.8%，而且通胀率极低。

　　2004年，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听说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感到大惑不解。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已经做到，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呢？实际上，原因就在于，在取得这些漂亮的宏观数据背后，我国的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关心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当时，国有企业的情况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有盈利”。在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下，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大的国有企业，多数已经能够有盈利，剩下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问题。过去关心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金融体系的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已经下降到8%以下，其中中、建、工商三家已经成功上市，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改善了公司治理。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去年开始出现牛市。

　　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主要矛盾，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投资增长过快，消费不足。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很快，生产能力的提升非常快，在这种状况下，国内消费出现相对不足，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增加出口，所以这几年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外贸盈余很多。

　　其次，在增长过程中，资源、资金过度密集。2006年我国GDP占全世界的5.5%，但是能源使用量却占15%，钢材使用量占30%，水泥占54%，我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源由此可见一斑。同时，由于资金过度密集，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创造的能力不断下降。

　　再次，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2003、2004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把这个现象叫做“潮涌”，投资像浪潮般涌向某个行业，等建成后，就导致生产过剩。比如钢铁，2002年的生产能力不过1.9亿吨，现在已经达到4.5亿吨，原来是大量进口，现在是大量出口。

　　此外，还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于0.45，很多人认为已经超过社会安定的警戒线了。二是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社会上不满情绪在蔓延。“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就很困难。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我们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政策，提出科学发展观。

　　初次分配要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我们如何真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呢？现在国内一般的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初次分配上，也就是生产过程和各种要素的所得分配中就尽量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而寄希望于政府的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但是要在初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出现“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情况呢？

　　经过28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去年的人均收入才达到2050美元，只有美国的5%，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经济增长要快，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没有效率是不行的。要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则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穷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就能改善收入分配，同时实现公平。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则要求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进行产业、产品和技术的选择，这样才能够保证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

　　比较优势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的概念，我在国内倡导也已经有20多年了，有人说，现在国际上的最新概念是竞争优势，应该用新的理论替代旧的理论。其实这是误解，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不能获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麦克·波特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竞争优势有四个决定因素：第一，一个国家要侧重发展能够充分利用该国廉价要素的产业；第二，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有很大的市场；第三，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有很好的产业群聚效应；第四，发展的产业在国内有竞争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

　　作为经济学家，我一向不喜欢“十全大补汤”。在他提出的这四个决定因素中，真正相互独立的只有两个，即国内市场规模和资源要素价格。收入水平乘以人口水平就是国内市场规模，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本上是给定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是给定的。比如中国大陆是大市场，台湾就是小市场，这是无法改变的。另外一个独立因素是要素的价格，他提出的“充分利用具有价格优势的资源要素”中的“价格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其他因素其实是取决于这两个独立因素的。首先，产业群聚效应的形成不能违反比较优势。只有充分利用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形成产业群聚。比如，美国无法实现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群聚，因为电子加工产业是劳动力密集，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因此在美国不能形成像我国东莞那样的电子加工业产业群聚。同样的，在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形成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业群聚。还有，国内的竞争市场。只有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才会有竞争的市场，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建立起来只能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因而就不会有竞争。因此，竞争优势理论其实只讲了两点，一个是利用比较优势，第二个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两点中，哪一点更重要呢？有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时当然要利用，但是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这样的产业可以进入全世界的市场。像芬兰、瑞典虽然是小国，但其产业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打造出像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品牌。由此可见，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经济自然就会快速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因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竞争力高，可以在国际、国内市场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增加。这样，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提升，从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变成劳动力相对少、资本相对多，工资就会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不断下降，因而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不断贬值，收入分配的状况就会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它们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改善收入分配。

　　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是否会让外国永远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我们自甘落后，永远发展比较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发展是分阶段的，欲速则不达。发达国家的产业以资本密集、技术较密集型为主，而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密集、资源密集为主，这其实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果”。既然竞争优势产业的形成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我们能不能赶上发达国家，关键的因素是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快于发达国家。一般来说，要素禀赋有三个方面，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给定的，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是要快速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如果比发达国家提高得更快，我们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要素禀赋的提升会最快，而且肯定会赶上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早期一定是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积累的积极性也高。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创造最大可能的剩余，剩余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当前消费的增加，另一种是当前不消费，把它积累下来，作为下一期的资本。消费和积累所占的比例决定于资本的回报率，资本回报率高，积累得多，积累的倾向就高。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优势。如果给定技术，不断增加资本，资本的边际报酬会递减，积累意愿会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中有一个好处，就是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创新的成本相对低，因而技术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技术升级的速度快，资本的回报率就不会下降。反过来讲，发达国家的技术处于最前沿，产业技术升级只能靠自己发明，投入很大，而且失败的概率很高，尽管全世界的专利主要由发达国家取得，但是它们技术创新的速度低于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慢，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储蓄倾向很低。经过一两代人，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中的人均资本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超过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每个阶段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

　　前几年我提出了一个“小步快跑”的概念，也就是说，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每一步都非常小，但是非常快，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多数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的低，产业技术水平确实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有人希望一步登天，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就是我和我的合作者经常批评的所谓的“赶超战略”，就是希望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技术。

　　但是，这些产业、技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没有竞争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会很低，而且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使就业创造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会增加，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时代靠政府，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富人才能够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只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人，也就是相对收入较低的人。穷人去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差距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会严重。有些国家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的失业人口涌入城市，但是他们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形成了城市里的贫民窟。这样的发展方式固然可以建立起几个高端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基本上靠保护和补贴，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的剩余。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得不到资金，无法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创造剩余。因此整个社会的剩余非常少，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会非常慢。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资本来自于剩余，剩余越来越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所以，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时，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在赶超部门的投资在一定时期内会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开始寻求国外资金，然后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要还钱的时候发现投资并没有真正创造财富，还不起了，就变成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个行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寻租行为，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情形。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在初次分配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当然，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不关心比较优势，而是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要素的价格。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能够充分、灵活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相对较低，反之亦然。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的话，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润要降低成本，就会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了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政府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造成资本相对短缺，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我们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压抑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而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技术含量不断提升，这也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经阶段。

　　渐进改革遗留的结构性扭曲

　　但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目前社会各种不和谐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还存在以下几个“扭曲”：

　　首先是金融结构的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以财政代替金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但当时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大型国有企业服务，尤其是1983年拨款改贷款以后，国有企业不能从国家财政直接拿到拨款，为了满足大企业的需要，建立了四大国有银行，同时继续压低利率来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另外，资本市场也开始发展，而能进入股票市场的基本都是大企业。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存在流动性过剩、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就业创造难以满足城乡待业人员需求、资金过度集中于大企业等。这样，一方面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有钱人的投资得到补贴，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就更加严重。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但是穷人没有钱，造成了国内需求不足。

　　在银行资金过度集中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出现投资的“潮涌”现象。1990年代，大家都认为互联网能赚钱，全社会的资金大量投入互联网行业，结果形成泡沫。

　　第二，资源价格扭曲。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地对这种价格扭曲进行调整，但是有些改了，有些没改。去年我做了一个调查，1990年代，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加在一起只占资源价格的1.8%，而且还是从量计征，这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资源价格放开了，煤炭、石油、铜矿、铁矿的价格现在都和国际接轨，这个价格比1990年代要高得多，所以1990年代是1.8%，现在可能连0.5%都不到。另一方面，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民营和外资企业被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在较低的资源税费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谁能进入这些自然资源产业，取得开矿权，谁就能变成巨富。我曾做过考察，一个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取得开采权的价格是几千万，以后的收费连1%都不到，所以每年收入近亿元是很正常的。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败坏社会风气，因为开采权由地方政府决定，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会去寻租；三是矿难不断发生。

　　第三，行政性的垄断。行政性垄断里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包括电力、通信，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这类企业，但是垄断收益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在企业内部分配，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原因。

　　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上述讨论说明我国在初次分配并没有解决公平的问题是改革不完善造成的。要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我们现在有竞争力的行业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我们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前年的40%下降到去年的39.5%，就是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农村里的大量小农户得不到资金支持，想发展现代农业也发展不起来。其他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由小而大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居主导地位，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银行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深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上而下的，一开始就建立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建立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但是并没有发展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首先要“补课”，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现在政府开始允许设立地区性、以满足农户金融需要的小型乡村银行，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策设计上还有些问题。虽然门槛很低，资本金达到50万就可以开办；但是，必须与一家现有商业银行合资，商业银行至少要占20%的股权，正因为商业银行不愿意到农村去，所以农户才借不到钱，让现有的商业银行出资20%，这个要求很难实现。当然，银行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为了避免道德风险，我认为合适的政策：一是高门槛，至少要达到1000万，甚至5000万的资本金，要有相当规模的资产作为“人质”；二是严监管。

　　第二，提高资源税（费）。现在的石油税费大概只占价格的1.8%不到，在美国，地面石油税费占其价格的12%，海上石油是16%。另外，从量计征要改成从价计征，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征收暴利税，使收益合理。目前的政策设计有一个难点，即原来的国有矿山企业有很大的社会负担，靠压低资源税费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现在出现了很多非国有的矿山企业，它们没有这种社会负担。因此，我们要剥离现有国有矿产企业的社会负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征收资源税。

　　第三，垄断行业在能引进竞争时尽可能引入竞争。美国、香港电信业引入竞争后，价格下降很多，利润也没那么高了。在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属于国家的利益应该交给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现在有《行政审批法》，要透明化执行。

　　如果这几个方面能够做好，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体系，经济可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不仅在初次分配上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能逐步缩小。

　　当然，按比较优势发展，政府也要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对教育要负起责任。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会很快，像东亚经济通过一两代人就从很穷的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经济，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了适应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需要，必须培养出一大批能够适应这种变动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第二，政府要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完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的完善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企业是做不了的。第三，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任何经济中都会有弱势群体，他们无法进入就业市场，要生存只能靠政府救济，这需要在二次分配中实现。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人们的职业也会不断变换，在就业转移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就业，要生存下去也只能靠政府补贴，包括失业保障等。

　　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举例来说，银行业需要监管，因为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政府监管，很容易出现金融诈欺。此外，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也需要政府进行监管。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宏观调控，以应对前面讲到的“潮涌”现象。

　　总的来说，我认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把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的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把效率定义为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问题。正本清源，在初次分配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才能使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林毅夫 教授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