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个性化”与“建筑短命化”

　　新一届政府官员上任后，要凸显属于其个性化的政绩，便必须拿出与上届政府官员版本不尽一样的城乡规划之发展思路来。于是，城乡规划便成为每一届政府新官上任后之三把火中最猛烈的第一把火。结果，不管上一届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如何科学合理，为充分展示新一届政府官员个性化的规划思路，这些规划便难免沦为一切都推倒重来的“鬼话”了。

　　“规划跟着领导变”，领导换一届规划就得跟着大肆调整一番。于是，许多尚“年富力强”的城市建筑，因此在“个性化规划”的作用之下化为齑粉。充分张扬其个性的规划，往往会令一些业已成型的城市建筑被推倒重建，使得“建筑短命化”现象风靡各地。《6望》新闻周刊曾报道，因为规划短视等原因，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早已是“50年罕见、30年普遍”，甚至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在许多城市，包括高架路桥等公益设施在内的城市建筑“拆新建新”的情形屡见不鲜。因“规划个性化”而引发的大拆大建浪潮，竟使得“建筑短命化”现象在许多城市大面积蔓延开来。而由于“建筑短命化”造成的公共资金浪费，更将是一组难以估算的天文数字。

　　当然，“规划个性化”乱象终究跟当下畸形的决策运作模式有关。在城乡规划的整个决策过程中，民众乃至处于低阶位的政府官员对规划如何制定的影响力都极其有限，故而如何保证规划体现公众利益的要求并赢得各界民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可，以及如何克服政府行为的内在性（比如高层决策者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众利益最大化），都将成为消除“规划个性化”弊端必须面对的紧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求助于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规划决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