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卸完煤”
武汉汉正街搬运工陈忠华。
周国强摄
三峡总公司浇筑工魏万河。
本报记者 刘 龙摄
北京广安门外街道红莲中里社区早点经营者李姐。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均选自本版“体验”栏目）
编者的话
他们是谁？涌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在他们手中长高，却往往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盲流、民工、打工仔、外来妹，人们曾经这样叫着他们。
捞仔、棒棒、扁担、背篼，是不同方言中对他们的称呼。
新市民、新莞人、新建设者，今天，不约而同，我们的城市开始为他们“更名”。
称谓之变，折射观念之变——
这是一支推动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发展已经融入了城市的发展，他们的权益与城市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将他们作为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接纳，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称谓之变是个基点，名不正则言不顺。
称谓之变又是起点。真正靠劳动感受平等、赢得尊严，期待更为深刻的政策之变、机制之变。
到了那一天，城市是他们的谋生之地，也是精神家园。到了那一天，他们不再是他们，他们成了我们。像水溶于水，不再有隔阂，不再分新旧，不再管称谓，同一片蓝天下，共建和谐，共享和谐。
农民工称谓解析
陆学艺
“盲 流”
最早出现在1952年。当时，许多农民进入城市找工作，使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农村春播受到影响。当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在工作机会、公共交通、生活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产生冲突，“盲流”一词重新“流行”。很多地方采用收容、遣返等制度进行管理，产生了很多问题，“盲流”的称呼一直未能消失。直到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盲流”一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民 工”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许多农民参加了为解放军部队输送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抬运救护伤员等工作，他们被称为“民工”。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多，“民工”成为进城寻找工作农民的代名词。如198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由于这个群体不断发展，相应称呼也很多，如“外来务工人员”、“打工仔”、“合同工”、“轮换工”等等，这些称呼一直与“民工”并存。
“农民工”
1984年，中国社科院教授张雨林在《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尔后，“农民工”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
最初的农民工是指“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的二、三产业大发展，“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大量出现。1988年，全国农民工有3000多万人。经过1991年、1992年的调整，约1000万农民工被“动员”回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农民工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至今已有大约1．2亿，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全国农民工约有2亿多人。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表示，维护农民工的权益，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
“捞仔”变“新莞人”
本报记者 吴 冰
广东东莞，全国著名的外来务工者聚集地，非户籍工作人员达1000多万。过去，这个群体被称为“捞仔捞妹”。“‘捞’，就是捞钱。”有“老广东”解释说。
这个语带歧视的称呼，将走进历史。4月16日，一个新的称谓从东莞市党政班子联席会议上不胫而走——“新莞人”。根据规定，今后东莞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发布的正式公文中，将用“新莞人”指称广大外来人口，不会再出现“外来工”等称谓。
一份提案促成改名
外来工“改名”，缘于今年东莞两会期间一份提案：《建议东莞市政府公文取消“外来工”这一称谓》。
提案引起了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的重视和认同：“‘外’字使本地人和外地人造成概念上的隔阂，一定要改。”
东莞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负责这项工作。电话访问、网上调查、个人访谈、召开座谈会……整个东莞都关心起“外来工”改名的事。
“收集到了1000多条意见，经过不断讨论，提出3个新称谓建议。”东莞市社科联办公室赵凯说。这3个新称谓是：“新市民”、“新东莞人”、“来莞建设者”。经过激烈讨论，“新莞人”的称谓宣告诞生。
新莞人看“新莞人”
4月17日，“新莞人”的称谓在当地媒体上刊出，外来工群体普遍表示欢迎。
东莞巨汉灯饰公司的刘雪颇多感慨。他来东莞10年了，几天前才落定户口，还是因为去年被选为全市160名“外来优秀员工”之一而享受的免费入户“优惠”政策。他表示，“新莞人”温馨亲切，会鼓舞外来人员扎根东莞、建设东莞的信心和士气。
来自湖南的“新莞人”郑晓均也说，以前一个“外”字，就将我们和这个城市隔开了，叫“新莞人”，感觉获得了这个城市的认可。
还有不少人对此事不知情。的士司机李师傅也是“新莞人”，还是通过记者的介绍他才知道了自己的这个“新名字”。他建议政府加大宣传，“最好把这些信息在公交车站的广告栏上公布，或者在街上挂上一些横幅、标语。”
更多人关注的是实际问题。来自河南的王芸表示，新旧莞人似乎是一家，但实际上，孩子读书还是要多交费，还是没有这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是外来工”。
更名之后有“新政”
“改称谓仅仅是开始。”市委书记刘志庚说，“东莞正从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关心外来员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刘志庚的话，也是“新莞人”的愿望。一系列举措，正在东莞铺开：
4月24日，刚刚获得新称谓的“新莞人”，收到了第一份礼物。这一天，东莞市“新莞人培训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将拨出专项培训资金6000万元，19万“新莞人”将享受户籍劳动力同等的资助性培训政策，4年内计划培训85万人。
4月14日开始，市劳动监察部门兵分四路，对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以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进行了为期8天的大检查。
4月26日，由广东省牵头的首届省际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调会暨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东莞举行，江西、湖南等10个省(区)共同签署了全国首个《省际农民工法律援助合作协议》。
“建设新农村和城市化两个战略的落实，都关系到中国农村人口的重新分布。”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教授认为，“最根本的策略还是搞好以养老医疗为首的社会保障建设，扩大覆盖面，让人口有序流动，保证两个战略的双赢才有接口。”
叫声“棒棒”，你介意吗？
本报记者 刘天亮
到过重庆的人，对“棒棒”都不陌生。他们扛着扁担，蹲守街头，大到家电家具，小到瓜果蔬菜，吆喝一声“棒棒”，立马应声赶到，帮你运到指定地点。
两年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呼吁市民改掉“棒棒”这个称谓，“给他们一个亲切、合适的新称呼”。不少市民通过当地媒体，建议把“棒棒”改为“棒哥”、“师傅”、“山城服务队”……
两年过去，“棒棒”称呼依然流行山城。4月29日，记者走访了重庆市劳务办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棒棒”这个称呼已是约定俗成，强行改掉确有难度。
热热闹闹的“称谓之变”，不了了之。
那么，“棒棒”称谓是否涉嫌歧视？约定俗成是否就是最合适的？政府有必要推动改名吗？约定俗成的叫法改得了吗？
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市民。24岁的张婷认为，“棒棒”只是一个代称，没有歧视之意。退休教师李昌晶说，因重庆特有的地形，产生了这样一群可爱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谋生的“武器”就是肩上的竹棒，“棒棒”这个称呼很形象。
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表示，以前四川话称土匪为“棒老二”，现在叫进城务工农民“棒棒”，在人格上显得不够尊重。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也认为，用“棒棒”来称呼一个特定团体，肯定带有歧视。
市民李冬则认为，“棒棒”称呼本身不含歧视，关键看称呼时是否带歧视语气。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学生去年搞过一个关于“棒棒”的大型调查，他们发现，“棒棒”们对“师傅”等其他称呼的反应，没有对现有称呼的反应快，而反应速度可能直接影响当天收入。调查认为，“棒棒”体现重庆本土文化，应该保护。
潘复生说，“棒棒军”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必须纳入城市的整体形象来考虑。关于“棒棒”，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称呼，先从政府文件、媒体开始改起。
一些市民认为，再好听的名字也改变不了“棒棒”的身份，关键是思想上的包容、心态上的宽容、人格上的尊重，关键是帮助他们尽快增强谋生的技能。
这场争论还在进行，但重庆人离不开“棒棒”却是不争的事实。
争论中心的“棒棒”们，又在想什么？据西南大学的调查，近83％的“棒棒”对改名兴趣不大。这种淡然，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是下力人”，他们更关注自己每天能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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