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飞鹏
一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潮在昌平区悄然涌动。从2003年开始的这场改革，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村干部所接受。山峡村村民王艳荣对四年前村里第一次分红仍然记忆犹新，“手里点着现金，那感觉甭提多好了！”
目前，全区启动产权制度改革的40个村中，25个完成了改革。据统计，2006年完成改革并进行分红的20个村分红总额达到了4150万元，农民通过股份分红，从改革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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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如何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成为城乡结合部农村的新问题。这给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
出亚运村过北五环沿安立路北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如果不是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导向牌提示，记者还以为一直行驶在朝阳区。
城市化让东小口旧貌换新颜，但也带来了新问题。
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占地7819亩，涉及昌平区2个镇的7个村。其中，仅从东小口镇白坊村就一次性征地2300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85％！
按照国家目前政策规定，土地补偿费每亩最高不超过产值的30倍。如以小麦亩产1000斤，价值1000元计算，最高也就是3万元。显然，用这点钱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是不够的。况且，对补偿费又有明确规定，即只能发给农民15％(地上建筑及青苗费)，其余85％留作集体经济的发展资金。这样，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就掌握在村干部手里。
当土地未被征占时，集体资产货币化的数量有限，矛盾还不十分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占并转化为数量相当可观的货币后，矛盾日益突显:
一方面，面对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巨额补偿款，农民强烈要求将钱分到个人名下。如果按这个意见办，势必将补偿款分光吃净，到那时，农民还要回过头来找政府。另一方面，大量征地款集中在村干部手里，农民又不放心。
表面上看矛盾因征地而起，但问题的实质却显然不仅仅限于补偿款，它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长期以来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和使用上积累的种种矛盾。
何去何从？传统的管理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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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经营管理，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集体资产管理模式，把村干部的绝对权力变为相对权力，在保证农民“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的同时，初步探索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据区信访部门统计，农民群众上访，90％以上是因为村干部对集体资产处置缺乏公开公正。一定程度上，是因村干部手里握着绝对权力而引起。
2003年，昌平区决定从土地征占这个矛盾的焦点问题入手，在城乡结合部、卫星城周边地区的一些村子展开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量化集体净资产，以股份制改造合作制，村民变股东，建立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这次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让农民把集体资产吃光分净，而是要做好增量文章。”区农委副书记魏宝华介绍说，个人得到的只是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后的增量部分。但为了保证增量分配的公正合理，必须要把现有的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明晰到个人，使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集体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以便公开、公正、公平地按股分红。
集体资产按股份量化到个人身上后，传统的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几个人管理的模式更显“乏力”。
“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办事才有出路。”魏宝华说，为此，市场化的经营管理办法引入了农村。
昌平区首先着力解决权力主体错位问题，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还权于民:
党支部:主要通过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发挥作用，围绕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进行服务、参与、监督，赢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党支部由支配人、财、物的经营者变成服务、监督的掌舵者。
村委会:主要管理好村级事务和公共服务工作。
股东大会: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性质的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董事会:负责经营资产经营公司，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每年将经营利润的30％交给村委会发展公益事业，其余的70％按个人所持户籍股和劳龄股(个人在本村的劳动年限)多少分红。
监事会:对董事会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对集体资产收益进行民主管理。
这样一来，原来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和产权形式、治理结构和分配制度被彻底改变了。
“农民失地不能失权，失地不能失利！”时任昌平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李福忠说，这一改革，解决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主体错位，与民争利”问题。还建立了既相互密切配合又制衡监督的民主管理体制，使权力掌握在农民群众手中，使干部处在企业股东、监事会等监督之下，只能将权力用来为股东群众服务，而无法以权谋私。
在一份材料上，记者看到，2004年，北七家、歇甲、羊各庄、介山四个村，全年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招待费总计达27.4万元，2005年产权改革后，全年招待费总支出仅为3.1万元，每个村子一年不过几千元，同比减少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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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让农民清楚具体地了解自己在集体资产中拥有多少产权，知道个人利益所在，他们的智慧和民主意识就会得到充分发挥
量化集体资产，产权是核心。
自1956年成立高级社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集体资产构成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入社的人有的早已去世，有的举家迁移，后来又有新加入的，该怎么算？
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曾让狮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秋林十分头痛。
2001年，狮子营村要拆迁的消息不胫而走。
一些人嗅到了“生财”之道，各找门路，纷纷把户口迁到村里。张秋林说，真正拆迁核算时，原本70多户的村子，竟多出了170多户！
村民怨声载道，那些通过各种门道进来的“空挂户”也不甘示弱。
在区里的指导下，村里从清产核资张榜公布到股权量化中劳龄股、户籍股怎么分配等一系列问题，都经过了村民们几上几下的讨论。但不管怎样，都必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按大多数人的意愿办。最终，大家认定，部分“空挂户”不能享受集体资产量化股，部分取得占地补偿款后，不再享受股权。
由于农民的智慧和民主意识的充分运用和发挥，使看似复杂的集体资产量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实际上，只要农民清楚地了解自己在集体资产中拥有多少产权，知道个人利益所在，在监督和管理集体资产过程中，民主意识、民主理念就一定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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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性尝试，在农民与市场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把传统农民推到了向学习型高素质农民转变的门槛，为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步伐奠定了基础
农民祖祖辈辈依靠土地生存。
土地，维系了农民的家庭收入、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生活来源等各个方面利益，积淀了农民太多的感情。
魏宝华说，这次改革特别注重把土地以资产的方式量化给农民，并将村集体资产形成的收益逐年按股份分配下去，确保农民永久性的土地收益。
这样一来，土地由过去的生产生活资料变成了可继承不可转让的股权，失地农民依靠土地种粮为生转变为依靠资本运作带来货币收入为生。
改革，通过土地，以股份的方式把农民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生产方式的“强制性”激变，爆发出一股强劲推力，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突变。
采访中，狮子营村的杜国林老大爷一直在回避分红收入这个“实质性”问题。但还是不小心露了富。2006年8月份，他西进新疆、南下云南，一口气“游”了半个中国。
农民富裕了，告别了过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眼界的开阔，观念的变化。这就把传统农民推到了向学习型高素质农民转变的门槛。
白坊村与中央党校朝阳分校签订了人才培训合同，试着开办了市场营销培训班，结果报名人数出乎意料的多。
可以想见，学习型高素质农民的塑造，必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自信心，从而更加从容地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撤村上楼，更加坦然地应对城市化、市场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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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为源头治理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而实行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但杜绝了村干部为政不廉现象，还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截瘫的王怀伟大爷，特意骑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来到村委会接受采访。
王大爷一家四口，他和养子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儿媳靠给村里打扫卫生有一点微薄的收入，还要养活小孙女。
他说，过去，靠国家每年1000元特困补助生活，日子紧巴巴的。尤其到了冬天，买不起煤，屋子里冷得毛巾都能冻成棍！
得益于改革，2005年，他一人就分红2800元。
王大爷还高兴地告诉记者，去年不但买了个大彩电，还备足了煤。冬天好过喽。
群众甜了，干部却“苦”了。
北郝庄村支书付国林深有感触:“过去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有些‘赏赐’的味道，老百姓很感激。可现在不行了，那都是应该的，如果你不好好干，明年还不选你了！”
就在采访当天，该村一个刑满释放不久的村民找到付国林，以结婚为由，向村里借一万块钱，并威胁说，如若不然给他好看！
付国林说，村里改制后，别说一万，就是一千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还得找股民集体决定。
干部为保证群众利益受了气，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昌平区纪委调查显示，目前，改革完成村没有出现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就连东小口镇狮子营村和白坊村这两个昔日的上访“大户”村，几年来，也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这，也许就是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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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建立起农民共享集体资产及其收益机制，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可持续增收
对如何保证失地农民利益，白坊村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宋兰英看得更深一些。
她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给村民带来可持续的收入，让村民收益最大化。
白坊村的“第一桶金”，是通过经营用天通苑占地补偿款购置的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获取的。
“单纯依靠商业房出租来保证农民收入，产业单一，市场风险太大。还得想办法。”宋兰英打起了村东头那400亩荒地的主意，这块地要是租给别人种，一年也就5000元的租金，不如提高它的附加值。
众所周知，天通苑是个超大型社区，人气很旺。正是看到了这里蕴藏的巨大商机，在她提议下，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先利用其中的200亩地，以滚动发展方式，三年投入800多万元，建设了集蔬菜、食品、特色小吃于一体的大型市场。目前，每天客流量达一、二万人。
“今年，不但能收回成本，还能实现赢利。”说到这里，宋兰英如释重负。
2003年改制以来，该村的集体净资产已经增加了2000万元。股民个人分红最高的拿到了6万元。
这场改革，每年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被农民誉为“撤村不撤社，转非不转工，土地变资产，农民当股东。”
……
一个制度上的创新，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实现了协调发展，铸就了和谐之美。但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会在更深层次上触及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触动农村“两委”的既有利益格局，改变传统的干群关系模式，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坚信一条，任何工作，只要真心实意地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尺，就一定会迎来美好的前景。RB146
图一:农民股份分红
图二: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组织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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