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今天仍在“闯关”的经济外交家(2)

　　外语影响了他的人生

　　龙永图1943年在湖南长沙出生，从小在贵阳长大。龙永图自述其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从小因为兄弟姐妹很多，是在一种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在长沙郊区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母亲难产两天两夜生不出来，是一个农民救了他们母子俩，她用的办法就是用脚在母亲的背上踹。因为母亲生他出来以后就没有奶，村子里面一个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给了他第一口奶，养了他一个月。

　　龙永图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很想做一个作家，考上的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但是，外语系很少人报名，学生不够，外语系的一个老师是他中学的老师，他知道龙永图的英文很好，劝他转系：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了。

　　“学英语一定要注重精读。我当时学外语的条件很差，唯一的英文读物就是《北京周报》。我常常选择好文章剪下来，反复阅读，甚至背诵。学英语，背诵一些精彩的、口语化的、实用的段落是很有帮助的。”从贵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龙永图被分配到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作。当时国家给贵州的名额只有两个，龙永图能被幸运地选中，离不开当时的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许先华的鼎力推荐。当时，龙永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作文。那篇作文题目叫《日出》，写的是一匹马很艰难地拉着一辆车往山上走，正好拉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通篇是用英文写的，很漂亮。许先华看了后，觉得龙永图有才气，力荐他去了北京。

　　当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尚停留在“联络”二字上，对外经济贸易业务少得可怜。龙永图除了做办公室杂务、读书看报以外，并无多少“工作”可干。机关事务消耗着他的青春。他只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以，但这个水平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他并不知道，因为他连外国人都没有见过。转眼，“文革”开始，秩序全乱了，在工作岗位上的事儿就更少得可怜了。龙永图决定到外国游客多的故宫试试自己的身手。正好，见到两名外国老太太正向对方高扯着嗓子，用英语激烈地争论着什么。龙永图见到追了上去，想实际检验检验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一追追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两名外国老太太都被对方气得“愣”在那儿，龙永图才有机会插上话。他不慌不忙地用英语给争论不休的两位老人做出评判：“您是对的，她不对，有点强词夺理……”并给她们讲了具体理由。老人一听吃了一惊：“你懂英语?连我们争执时的土语都能听懂？”“你们中国人说，清官还难断家务事，你这位中国小伙子怎么断起了我们姐妹俩的家务事？”龙永图这才感到自己的冒失，赶忙比划着解释自己的动因。两名外国老姐妹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打动，互相间消除了摩擦，以拥抱来感谢小伙子的公正。

　　上世纪70年代初，他成了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国际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部门工作了7年。这7年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在联合国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强权政治，什么叫用实力说话。

　　龙永图感慨地说：“外语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很多重大时刻，都是外语给我带来了机遇。中国入世谈判刚开始时，我并不是马上担任谈判工作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担任了翻译工作，随后就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并被告知可能出任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的司长。在党校学习的半年时间里，我都在看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各种文件。如果我不懂外语，我就不可能看到关贸总协定上各种文件的原文，可以说外语改变了我的一生。在谈判过程中，外语沟通特别重要。谈判时，我打破了中国在国际谈判上的惯例，改用英文谈判，这样可以知道一些非常细节性的东西，如果找到突破点，可以及时打断对方。这些是翻译做不到的。”

　　龙永图指出，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外语有特殊的重要性。懂得英语，在掌握信息的时间竞争上有巨大的优势，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全球最新的信息。

　　“铁嘴”与“铁面”背后的魅力

　　这是2005年6月，妙语连珠的龙永图在“反倾销论坛”上激情演讲、现场解惑的情景，着实让与会者看到一个果敢睿智、从容自信的形象，并被他的个人魅力深深折服。

　　龙永图算得上是一位令公众耳熟能详的新闻人物，他那宽阔的脸庞、严肃的表情、鼻梁上架着的金边大眼镜，夹有硬硬的贵州色彩的普通话，使人揣测他是一个强硬而理智的外交官员。其实，有外交家之雄辩的他，亦有经济学家之严谨、文学家之才情。在历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龙永图每每发表演讲，总是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把经济全球化之类的这些看似枯燥的话题诠释得妙趣横生。

　　带着金边眼镜的龙永图总是一副冷峻沉稳、不苟言笑的模样。事实上，龙永图很随和亲切，并无人们想像中谈判高手的犀利。他演讲语速平和，说到激动处，语音高亢，手势有力。龙永图说：“我这人不会笑，好像更不会开怀大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和我的经历有关。那么多年的谈判，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太大，所以笑不出来。有时也想笑，轻松一点。但一个人在肩负重大责任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要笑也是很不自然地笑，所以还不如不笑。”

　　龙永图很会跟媒体打交道，应该说，在穿西服打领带的新一代部级领导干部中，龙永图可能是在非政治场合与媒体打交道最多的人。其本人也因为“言之有物、快人快语”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树立了“没有架子”的中国政府官员形象。可以说，龙永图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丝毫不逊娱乐明星。

　　接受记者采访，龙永图从未打断过记者的谈话，总是用他那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你，用心地听完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很重视媒体的影响力，在中国复关暨入世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龙永图总要主动召集新华社、中新社的记者“放料”：中国无意通过复关寻求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任何特权，中国将接受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相平等的条件……中国希望通过认真谈判，达成相互均可接受的结果……中国在今后的复关谈判中还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但美方也必须作出政治层面的决定……

　　听龙永图讲话是一种享受，没有拐弯抹角、哼哼哈哈，经常是妙语连珠，画龙点睛，让人听了会心一笑、余味无穷。别看龙永图当年在谈判桌上口若悬河、针锋相对，谈判桌下的龙永图非常幽默。他曾讽喻美国为党委书记，对中国总是高标准、严要求，拖延中国复关。他笑道：“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

　　在日内瓦谈判时，龙永图喜欢趁紧张的谈判间隙到莱蒙湖畔爬山。1995年7月，他和30多岁的助手刘光溪一起去爬山，爬着爬着，看着头发日渐稀疏的刘光溪，龙永图万般感触油然而生：“一座山、两座山，座座美景；一根发、两根发，根根文章。”10多年的谈判，满头黑发越谈越少。

　　龙永图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其效率之高还体现在他的行李包上。当年谈判最频繁的时候，谈判团一年去日内瓦5次，去华盛顿3次，去布鲁塞尔2次——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很少超过5天。如此频繁的穿梭，连机场的工作人员对他都渐渐熟悉了。让机场工作人员感到惊奇的是：龙永图出国时都只带一个小包，就像平时上下班一样。原来，他将西服、衬衫、皮鞋和日常洗漱用品都备用两份：一份存在日内瓦，一份搁在美国，托驻当地的中国使、领馆同志照看。

　　当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官今天执掌非官方、非赢利的博鳌亚洲论坛，同样地奔波于全球各地，同样地周旋于各界要人之间，同样地处于媒体的聚焦中心——时间在变，地点在变，身份在变，容颜在变，始终不变的是他那严谨务实的行事风格和一如既往的睿智和执着。

　　“勤耕则获，善思乃聪。”这是龙永图所在办公室——北京国贸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总部醒目处的一幅字。字体古朴中透着灵气，不知是否是他的座右铭。龙永图的善思能辩在他任首席谈判代表时就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勤耕则更是自小即养成的习惯。做秘书长后的他更是忙着在世界各地间奔走，把他在多年国际谈判中积累下的丰厚人脉资源，巧妙嫁接到“博鳌”这个大舞台上来。

　　让龙永图欣慰的是，博鳌论坛这个品牌的价值在不断增大，已经搭建起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最让他担心的是，“品牌树立起来后，怎样保持这个品牌，怎样创新？这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是个难题”。我们相信，在今天这个崭新的大舞台上，当年“叩关”的龙永图同样能成功“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