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考量城市生活质量

　　孙惠柱

　　现在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七十二家房客”式的逼仄拥挤正在进入历史，独门独户的公寓（单元房）日益成为主要的居住方式。可不少人又怀念起过去那种邻居都像一家人的氛围来，嫌现在邻里关系冷漠，老人尤其寂寞。

　　我们应该更多地发展社区文化，特别是集体性的、互动式的、表演类的文化活动。这方面很多地方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例如几乎每个公园里都有自发的歌咏队、清唱组、健身群，不少里弄、小区也有类似的活动，既可以自娱自乐，展示才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有了社交的机会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住房条件改善以后，邻里之间产生“间离效果”的问题，发展社区文化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说到世博会，与历届世博会相比，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也许是我们最能在国际上打响的一张牌，我们要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抓紧这三年时间，把社区文化工作做得更好

　　“五一”长假期间，上海不少街道和小区的社区文化活动搞得很是热闹。这是令人欣喜的。

　　现在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七十二家房客”式的逼仄拥挤正在进入历史，独门独户的公寓（单元房）日益成为主要的居住方式。可不少人又怀念起过去那种邻居都像一家人的氛围来，嫌现在邻里关系冷漠，老人尤其寂寞。这真是城市生活的两难。有了宽敞的住房以后，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呢？

　　我们应该更多地发展社区文化，特别是集体性的、互动式的、表演类的文化活动。这方面很多地方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例如几乎每个公园里都有自发的歌咏队、清唱组、健身群，不少里弄、小区也有类似的活动，既可以自娱自乐，展示才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有了社交的机会。相对于专业心理咨询师主导的“心理关爱室”，这些活动可以说是预防性的集体心理保健操；相对于打扑克、搓麻将，这些活动显然更加有益于身心健康。

　　为了让广大市民都能享受到积极的社区文化，我们还需要在两个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场所和指导。

　　说到场所，上海已经有一百多个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但公园的密度毕竟还没有高到遍及所有的社区，能不能让我们的每个里弄、小区都有文化活动的场所？

　　至于指导，其实最需要的并不是把群众文艺拔高到专业水平，好给领导“看看”，上去争个奖项。社区文化关乎老百姓的日常民生，理当细水长流。为什么还需要指导呢？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从事文化创造的潜能，不少业余爱好者差不多是无师自通的，但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潜能是需要外力来激活的。就是那些会一点的爱好者，也希望能有懂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来帮他们进一步提高，他们也想登台演出——不一定要去音乐厅、大剧院，就在社区里，演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看看不也挺好？有些还可能发展成为社区的旅游文化节目。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形成的越剧、沪剧、滑稽戏就是在文化人的帮助下，从小型说唱演变而来的。当今发达国家的草根文化也很发达，在那些著名的明星院团底下烘云托月的，是不计其数的小型业余乐团、剧团、舞团，构成了他们的草根文化风景线。

　　几年前我在伦敦讲学时，一位戏剧和人类表演学教授告诉我，英国政府给了他很大一个项目，要他研究如何帮助都市公寓楼群里的住户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在欧美有钱人多住独家别墅，租住由政府补贴的公寓楼的多半是穷人，穷房客常常把房子弄得一塌糊涂，让政府大伤脑筋。这位教授带领大学生去帮助那些穷人，通过组织集体文艺活动，让他们逐步养成团队精神，改变社区的文化。我告诉他，在上海住进公寓楼代表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小区每天都有自发的集体活动，如木兰拳、交谊舞等等。他听了煞是惊喜，说这个经验要好好总结出来，可以给全世界的城市做个榜样；因为从长远来看，公寓楼才是城市居住方式的主流，决不是独家别墅。第三世界国家就不用说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应该走这条路。

　　欧美的大多数人未必会接受这位教授的观点。传统的个人主义理念使得他们对一家一套的公寓还嫌太拥挤，不自由，只有独家别墅才是理想的居住方式，城里没地方就搬去郊区，甚至乡下，哪怕每天要开车到城里来上班。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innercity）被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抛弃，成了穷人聚居的地方，毒品、妓女、黑帮泛滥。中心城区的破败带来恶性循环，独家别墅造得离城市越来越远，造成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时注意到这个问题，支持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希望多造成群联体别墅，既降低能耗和污染，又有助于培养社群精神，解决人际关系冷漠的问题。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观点对我们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住房条件改善以后，邻里之间产生“间离效果”的问题。发展社区文化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说到世博会，与历届世博会相比，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也许是我们最能在国际上打响的一张牌，我们要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抓紧这三年时间，把社区文化工作做得更好，把我们的好经验充分地展示给国际社会，就像那位英国教授所说的，给全世界的城市做出榜样。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