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主任出车祸算不算“工伤”？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光荣的老党员。1982年，经韩桥村党支部研究同意，并报原大港镇人民政府批准，任命我王菊兰为韩桥村妇女主任。至今仍在此岗位上为计划生育与妇女工作而努力奋斗。

　　2005年10月19日早晨，我在去村委会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伤情被鉴定为2个十级残废、2个九级伤残，直接治疗费8万元。

但镇江市劳动保障局以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不属于机关、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由，拒绝为我认定工伤，村里也依据此理由不给我经济补偿。这使我不仅背着沉重的债务，生活困难，而且使我感到26年的工作一下子失去了意义，陷入了困顿与绝望之中。

　　过去，不管工作中遇到多大困难，我都坚持过来了，因为有组织为我撑腰。如今，当我遭遇不幸时，我多么希望组织能继续给我关心和爱护啊！然而，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我的心真的都要碎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干部，在遭受3次大手术痛苦的同时，还得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公平吗？

　　编辑同志，我认为，我的遭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全省全国不知有多少个像我这样的村妇女干部，不知道有多少个勤勤恳恳的村干部，万一他们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岂不是要和我一样默默忍受痛苦和压力吗？我急切希望贵报能为我们这些农村妇女主任，为广大的村干部呼吁，早日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镇江新区大港村街道韩桥村委会妇女主任：王菊兰（文章有删节）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对王菊兰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多方的了解与核实，并了解了事情的基本经过：2005年10月19日早晨8时许，镇江新区大港村街道韩桥村委会妇女主任王菊兰，乘坐村委会会计吴某的二轮摩托车上班，途中与某公司运输车辆发生碰撞，王菊兰受到伤害。

　　五一前夕，记者来到王菊兰家，她告诉记者说，出事后，她的腿就落下了残疾，现在每天都到外面走动走动，一来锻炼自己，另外也可借机排遣一下心中的愤懑。王菊兰向记者出具了她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明细记录复印件，累计有8万多元。除去肇事车辆所属单位赔偿的4万多元，剩下的全是自己承担，这大部分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钱。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村委会提出经济补偿要求，王菊兰于2006年10月27日向镇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不料，当王菊兰满怀希望寻求法律依据时，却接到了《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

　　为了从法律途径讨回医疗费，取得经济补偿，王菊兰于2007年1月22日起诉至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把大港村韩桥村民委员会告上法庭，要求韩桥村民委员会给付医疗费、生活护理费等费用。3天后，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菊兰的起诉。

　　遭受一次次打击的王菊兰悲伤地对记者说：“如果我不是在村委会工作，而是在一家企业，像我这样的情况完全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现在，只因为我是村干部，是在村民自治组织服务，难道就没人管了吗？”

　　律师观点＜＜＜

　　镇江市十佳律师刘桂生：村干部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案例已遇到很多起。单从法律依据上来看，1998年11月4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没有“工伤”问题的明确具体规定，法院的判决是要有依据的，从王菊兰的个案来看，法律并无过错。如何处理村干部“工伤”问题，确实是法律的一个空白点。

　　从法理上讲，村委会应该参照有关法律条文来处理工伤问题。村干部是千头万绪的“三农”工作最基层的践行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把村干部比作这根针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但这个组织不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组织，也绝不是脱离党和政府领导的组织。村委会自治的目的是为了给“三农”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上级党委和政府应积极引导村委会制定完善的村规民约，这样的自治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才能真正达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目的。这样的自治也才能对“三农”工作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如果在自治过程中，出现有悖于法律的事情，我们的上级党政部门不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法律空白点。长期下去，最终必将影响“三农”工作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张成磊 曹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