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凌志军：中关村是国家缩影

　　社会：凌志军：中关村是国家缩影

　　撰稿／燕 舞（特约记者）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是一个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人，从不热衷任何校友活动，却一定要来参加时政作家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一书的发布会。她说：“这本书把我带回了20多年前的中关村。

　　王小兰1984年下海，中关村先后诞生了2万多家公司，最初的那些公司只有20多家存活至今，时代集团是其中的幸运儿。

　　大浪淘沙的一幕每天都在中关村上演。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都只是花500元月租租下了房间里的一个方格，“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

　　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大的单间办公室，再度胜出的会搬到更大的写字楼，甚至占据整整一层。如此强烈的震撼促使凌志军着手写作《中国的新革命》，以中关村为标本，来透视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史。

　　2月5日交完书稿后第二天，凌志军病倒了。他视力模糊，说话非常吃力，《新民周刊》的专访只能分了3次进行。

　　时政写作是孤独的

　　新民周刊：书名中的“新革命”一词，我们该如何理解？

　　凌志军：翻译过我的书的美国作家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曾这样问我：“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了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新民周刊：这本书指向中关村的变革，很多观点是具有对政府决策的批判精神的，而且你臧否人物相当犀利甚至刻薄，如此鲜明的价值判断会不会引起中关村方面的集体不快？

　　凌志军：至少中关村不会完全赞同吧，有些人会不愉快。我不担心受批判，或者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担心出现事实错误。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以偏概全，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我写的每本书都不会让所有人高兴，但没有谁来提出事实上的问题。

　　我写那么多书，最难的就是距离今天太近，涉及很多现在还在前台活动的人，而且现在的情况还在发生变化——这个人昨天是大明星，今天可能就是大坏蛋。这也是很多记者和作家愿意写过去的原因。

　　我在写作时还是有些自律的，一是涉及人家隐私的不写；二是自己痛快却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不写；三是现实环境要求我们有些问题要平和地表述，条件不允许时勉强痛快地表述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新民周刊：从你最早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到《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每一次出版据说都遇到过波折，《中国的新革命》也不例外。和你合著《交锋》的马立诚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隐含在纸面后的一层。这是一种刻意吗？

　　凌志军：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国家每一个人都像中关村的创业者这样一点一点地做，我们用不着在乎他们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用太在意那些很有刺激性的计划和模式，应更在意这些普通人的实践。回看这30年，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是谁？其实就是这些普通人每天的工作。

　　新民周刊：人们乐于把你的作品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做类比。这么多年的写作是向曼彻斯特致敬吗？

　　凌志军：我可能更喜欢读一些真实记录者的作品。范长江、邹韬奋的书我曾认真研究过，后来还研究过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报告。梁厚甫的政论，我上学时也研究过。

　　国外，威廉·曼彻斯特的书，李普曼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特别是记者出身的人写的历史类的书，都影响过我。《光荣与梦想》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佩服曼彻斯特是两个原因，一是《光荣与梦想》给我天地洞开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二是他对材料的把握和驾驭。以前以为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写作班子，后来有一次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个研究员聊，他说曼彻斯特其实就一个人干。既然别人能做，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呢？虽然在中国积累资料比美国难。

　　是的，走这条路太难了，要放弃更多的诱惑、承担更多的压力。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记者，以天下为己任，但很少有人坚持到今天。有时想到这个孤独，我就伤感。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快餐、娱乐盛行，但我一直坚信社会还是需要严肃的东西的，我而且想把严肃的东西写得好看。

　　实用主义与机变原则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并没有回避中关村早期历史上涉嫌走私的那些企业的“原罪”。

　　凌志军：对。他们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悉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如果没有他们的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中关村的电子贸易就可能发展不起来，至少不会那么快。这些人知道怎样讨人欢心，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进口批文，知道怎样在三教九流中间安身立命，知道怎样引诱拉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为他们提供帮助，知道怎样在谋取非法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持清白之身。

　　新民周刊：书中你对实用主义有相当正面的评价，这种实用主义和机变原则是否会妨碍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超拔的良性的中关村文化的积淀？

　　凌志军：实用主义原则可以和长远目标结合，但也有矛盾。中关村那些持续成功的人和公司，都是把两者结合得很好的，比如联想的柳传志。没有长远目标，不可能成功；没有机变，不可能绕开那么多阻力。

　　新民周刊：在你笔下，中关村管委会首任主任胡昭广“打捞”过身陷产权纠纷的亚都公司老板何鲁敏，中关村留学生服务总部主任初军威和他的上司夏颖奇冒雨去机场接两个“海归”，为新加坡回来的留学生易章雄夫妇交超生罚款，这些都令人感动，也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诱惑如此多的时代，中关村的相关官员如何才能保持那种为创业者无微不至服务的优良传统（而不是仅仅依靠道德自律），在这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往来中又如何规避权力和资本的勾结？

　　凌志军：一个地区的发展与它的开放性有关。美国为什么能发展，就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我去过很多地方，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还是你说得那样好。80年代，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赖比今天强。那时候更依赖政府的网开一面，今天更多依赖市场。

　　但地方上，官员与企业勾结在一起的情形也有，损人利己、以权谋私的官员确实多了。官员的复杂性是很多的。

　　说句老实话，中关村官员是我接触到的最好的政府官员。客观上，他们的权力也没那么大。我在中关村管委会大楼里看到的景象，与我过去很多年看到的很多政府机关的景象是不一样的。我在那里真正感觉到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的，我看到了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政府的形象。

　　永远创业是中关村的主题

　　“新年的太阳已经照耀在中关村的上空，让我们发扬‘中关村人’的理性思考，大胆创新、携手并进。”1998年元旦，时任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的王孝东在中关村《试验区报》的“元旦献词”中如是写道。据凌志军考证，这是中关村人第一次有了明确的集体的身份认同。

　　1998年11月，李开复率领两个留学生进入中关村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留下一句当时人们还将信将疑的话：“今后5年将会形成留学生归国潮。”2000年6月22日，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成立，中关村硅谷联络处也于一周后在美国挂牌。2002年，成为“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

　　凌志军援引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名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每天注册2家公司，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1785家。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海归，让被方兴东等批评者唱衰的中关村度过了互联网的冬天。

　　新民周刊：如果只允许每一代人中选出一个代表，你会选择哪三位来代表中关村的三代创业者？

　　凌志军：很难（选出这样唯一的代表），这三代人都是一个群体。第一代人到今天还领先的是柳传志，说老实话，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他不具有前沿性。第二代，有王志东、王文京等，王志东贡献最大，但他现在也不是最好的，名声也不是最大。第三代，有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等，变化太快了。

　　总的来说，海归是中关村第三代创业者的代表。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是海归拯救了中关村，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新民周刊：你的新作似乎也是一个社会百态的折射，比如中国人互相交恶时就习惯从道德上贬损对方，这种妖魔化的策略在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和所长管惟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矛盾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凌志军：中国人的人性方面有喜欢你死我活、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样一种争论的倾向。但是中国人又有非常善良、非常宽容的一面，我觉得现在由于改革的浪潮，中国人人性当中善良的方面在弘扬，不太好的那方面在慢慢地改变。中关村的现实也是这样。

　　新民周刊：你多次提到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冲突、技术和市场的冲突都非常有趣，这样的情形在当下的中关村还依然那么激烈吗？第三代的中关村创业者甚至更新的一代能否从他们的前辈身上吸取教训？

　　凌志军：每一代人的成功都不一样，第一代中关村人的成功是对技术和市场的把握。第二代中关村人的成功可以从处理人事关系的能力、处理法律纠纷的能力来认识。第三代的成功更容易从市场本身去找。以后，一个企业的成功可能更得益于企业本身的能力。

　　技术和市场的冲突，是被文人简化的冲突，其实不止这一条线。一个企业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导致最后不能合作，都很正常。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但人家企业的产权很清晰，企业是老板的，你不同意老板可以说服老板，说服不了可以离开。不一定要你死我活，这些冲突没有对错。

　　许多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得是你死我活，但新一代中关村的创业者就好很多了，特别是海归们，他们说服不了合作者可以分手，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创业，永远创业，贯穿了三代中关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