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女孩援非岁月(图)

援非岁月

　　文/本报记者何涛 图/本报记者倪黎祥

　　远离中国的非洲大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们感觉如此之近。今年1月初，5名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工人被绑架。4月底，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又被枪杀。几天前，一架肯尼亚的客机失事，5名中国人遇难。

　　鲜为人知的是，同样在这片大陆上，广东援助赤道几内亚（下称“赤几”）的医疗队已经在当地工作了36年。去年7月，第23批中国医疗队从广州出发前往赤几，一位名叫陈灵芝（上图右）的广外女孩是医疗队里的西班牙语翻译。

　　如今，陈灵芝已在这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工作了整整10个月，协助中国医疗队救助了数千名当地患者。

　　刚到非洲时，陈灵芝几乎每个月都要得一次疟疾，一次突如其来的伤寒几乎要了她的命。年仅25岁的女孩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面对当初的选择，陈灵芝说：“我从未后悔来这里。”

　　昨日，远在非洲的陈灵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越洋连线采访，讲述了她10个月非洲志愿生活的酸甜苦辣。

　　巴塔是赤几最大的城市，从广州来到这里最快也需要坐22个小时的飞机，行程超过了16000公里。在巴塔，陈灵芝开始了她完全陌生的非洲生活。

　　陈灵芝是广东茂名人，2005年7月从广外西班牙语本科毕业。2005年年底，陈灵芝在学校看到了广东省卫生厅招募自愿去赤几工作人员的消息。她报了名，2006年7月，她随同中国赴赤几23批医疗队前往赤几。

　　中国医疗队巴塔驻地是位于巴塔中国专家大院里的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陈灵芝的卧室在楼房的二楼，这间约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成为了她平时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每天早上6时30分左右起床，陈灵芝就会准时起床做运动。早餐前，她还要看书、洗衣服，偶尔也会上上网。9时，她便会准时到巴塔医院交班，随时为遇到问题的医生提供翻译。

　　初到非洲

　　医生不懂西班牙语女志愿者忙得焦头烂额

　　刚到赤几那些日子，是陈灵芝最忙的时候。“医生们虽然在国内学了半年的西班牙语，但灵活运用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基本上到处都少不了翻译。我整天跑上跑下，跑出跑入， 对外的保健要跑， 科室要跑，医生的值班也得跟着， 有时忙得焦头烂额， 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累！”

　　陈灵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有空就往巴塔医院的药房里跑。她常常帮着药剂师整理药，收钱、发药，遇到问题要帮医生翻译。陈灵芝还随手带着一本字典，翻查随时遇到的新药名。一段时间下来，她不仅学会了许多新词，而且常见病的药她都会抓了。“嘻嘻，我现在成了队里的半个药剂师了，有一次药剂师不在的时候，我还顶了半天班呢。”

　　在翻译的时候，陈灵芝偶尔也会遇到特别难译的词。“例如说一种病，比较少见，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会请求医生给解释一下，病因是什么？在什么部位？现在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就这样解析给病人，他们就懂了。如果硬要强求术语的话，就算翻译了出来，病人也不一定明白。”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医生都熟练掌握了常见病的西班牙语表达，许多医生出诊时基本上不用带翻译了，这也让她轻松了不少。

　　出国决定

　　父母男友都反对，自己也曾经迷茫过

　　在巴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在医疗队员们工作的医院里，连自来水都没有。陈灵芝和其他中国医生一样，也要自己带水到医院去洗手。当地业余生活也很缺乏，连吃的青菜都需要队员们自己去种。陈灵芝有时也会到中国医疗队的菜地里种菜。

　　而在非洲这样的艰苦生活是陈灵芝自己选择的。决定来赤几前，陈灵芝也跟家里人商量过，但是父母并不支持。“妈妈特别担心我，不过我从来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也没有办法。”

　　陈灵芝的决定，也让不少同学感动，吃惊。“有的同学跑过来跟我说，干吗要跑到非洲去，那里很辛苦，而且两年后回来还要再找工作。其实真正了解我的同学知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一向都有点我行我素的。”

　　来赤几之前，陈灵芝和男朋友分手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前往赤几的想法更坚决了。“他早就知道我要来赤几，但是他没有阻拦。其实是我选择了离开，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不会怪任何人，我知道我之所以会走，是因为我还不能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有时候面对着自己一直梦想着要做的事情和有可能拥有的幸福的时候，你要选择一种安定的幸福还是自己梦想呢？我也迷茫，但是最终我还是来了这里。来到这里尝试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生活。”

　　陈灵芝从国内带来了很多防蚊虫的药水，还听上任队员的介绍特意多带了几双鞋。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带来的3双凉鞋就全部穿坏了，“说出来你都可能不信，像我这种穿鞋从来都没穿烂过的人，都会穿成这样子。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原因，太潮湿了。后来，我让人从中国带了3双鞋过来。”

　　生理挑战

　　每个月得一次疟疾，也曾感染上致命伤寒

　　赤几是一个疟疾高发的国家，虽然这种疾病多年前已经在广东绝迹。因为疟疾存在于赤几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下至贫民，上至总统都逃不过疟疾的肆虐。到赤几工作的中国人首先就是要面对疟疾的威胁。“这个国家气候潮湿温热，热带雨林覆盖面积极广，所以虫蚊也很多。疟疾主要是靠蚊子传播的。”

　　在国内的时候， 陈灵芝一直都是外人眼中的健康女孩，从小到大她基本上没有过什么大病，只是偶尔小感冒一两次，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学校羽毛球队的队员。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到赤几之后，她就成了中国医疗队里最早“打摆子”(打摆子是疟疾的俗称)的人之一。“有一天早晨头疼疼醒了，我预感到得了疟疾，因为头疼、发烧是疟疾的基本症状。后来药剂师给我拿了几颗止痛片，还打了两针才好。以前我还一直认为我会是最少‘打摆子’的人呢。”

　　到赤几后的头几个月，陈灵芝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摆子”。

　　比疟疾更可怕的是伤寒，伤寒在国内是二级消化道传染病，如果在医院里被发现是24小时要上报并且隔离治疗的。因为伤寒病毒是存在于肝、肠部位，如果没有及时发觉，肠伤寒严重会导致肠穿孔，肠穿孔后，粪便流入腹腔，12个小时内会引发中毒、休克、死亡。但在赤几伤寒也是常见的疾病。

　　2006年8月份，陈灵芝在巴塔医院见到了第一例肠伤寒穿孔的病人。“这名病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肚子鼓起，两眼突出。而且血压升不上去，一直没有办法开刀，最后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还是没有救活。”2006年11月，陈灵芝在巴塔医院目睹了第二例肠伤寒穿孔的病人的抢救过程，动过肠修补术之后，插胃管，手术部位引流管引流后， 并且禁食了10多天， 才渐渐好转。

　　但陈灵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也会感染上伤寒。

　　首次流泪

　　生病期间跟同学打电话顿生伤感

　　一天下午，陈灵芝陪同工作人员回来， 体温升到了38度。

　　“当时我以为自己打摆子，吃了一点抗疟药，就躺在床上休息。怎么知道到了中午的时候，全身冷得发抖，盖了两张被子都不管用。到了晚上体温升到了39度半，队长也蛮紧张的，赶紧叫麻醉师给我打了一支氨基比林。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是伤寒，因为我们食物算是干净，基本上没有机会感染伤寒。同时其他队员给我拿来了30%的酒精，让我擦拭额头，脖子后部，好像有一点效果，我便睡下了。但是半夜2点多醒来，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火烧着一样，一量体温：40.3℃。我真的很害怕，这么高的烧，会把人给烧傻的。后来队长叫人给我挂了两瓶环丙沙星和一瓶液体，差不多吊完的时候，烧也基本上退下来了。”

　　第二天检验师抽了陈灵芝的血化验：确诊伤寒。随后的一个星期，陈灵芝足足

　　挂了一个星期的环丙沙星和药液，“手上扎得星星点点的全是针眼，真是凄凉。后来，我打电话给同学的时候，居然忍不住泪水，哭了起来。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在这段日子里，医疗队每一位队员都对我关怀备至，尽管身在异国他乡，但是亲人的关怀还是让我备受感动。”

　　脆弱生命

　　对生命的离去莫名恐惧， 经常在夜里惊醒

　　对于在赤几生病的事，陈灵芝一直没有跟父母讲。“才不要家里人担心呢。告诉家里有用吗，只能让他们徒增担心，还不如自己熬过就算了。当所有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时，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啊。有人说我坚强，其实坚强是被逼出来的。”

　　在陈灵芝的成长经历中，有过一次对生命脆弱的真切感受。在她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因为从楼梯摔倒，脑部出血而死“我当时就对生命的离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经常在黑夜中惊醒过来，害怕在无形中一种未知的力量会把我的生命也慢慢地偷取而去。”但考上大学后，她的这种感受已经慢慢地逝去。来到赤几后的一次经历，让她一下子又重新体会到了这种感受。

　　2007年元旦前夕，当陈灵芝和朋友还站在大西洋的海堤上跟一大群的赤几的人们欢呼新年到来的时候，她突然接到医疗队队长的电话。队长和几个医生要立即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城市去急救一个中国工人。第二天，也就是2007年元旦，陈灵芝得到消息，这名中国工人因为心肌梗塞死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他的遗体也会埋葬在这块陌生土地上的墓园里。“生命就是如此啊，让人预料不到的是，疾病就降临在人们的身上，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把生命剥夺而去。”

　　从小到大，陈灵芝都是一个不怎么恋家的孩子，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有时候大半年都不回一次家，就算回了家也呆不久。但就是这么一个习惯了离开家的女孩，来到赤几后，却对思乡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

　　思念家乡

　　家是心灵的归宿，思乡是直揪心窝的感觉

　　今年2月份，陈灵芝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春节的经历。2月15日，她特意将小时背过的一首诗写在了自己的博客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以前老师讲这首诗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会懂， 就是思乡， 思念自己的亲人嘛。 但是当自己在这里坐着,对着电脑屏幕,写着这些字体的时候，才感觉得到思乡是一种深入骨髓，直揪心窝的感觉, 特别是中国春节快到的时候。”

　　春节前，陈灵芝还特意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问问家里准备过年的情况。“放下电话,突然间想到往年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一起吃饭的桌面上就这样少了自己一个人, 心情突然间有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沉重。”

　　“妈妈说，孩子，我知道你想家了。一句本来很平常的话，听起来，突然间有种想哭的感觉。想家了,现在才知道，家是一个带有很多意义的词语，家是心灵的归宿!虽然在这里,我们有十个队员，在这里我们也是很开心很快乐地去准备过我们的年,但是始终觉得少了什么。确实，这里少了那种血浓于水的一种亲情，那是感情，友情都无法取代的一种深沉的爱。”

　　“我是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那么久，足足八个月了，在另外一块大陆上,只能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想：家里面此时应该是灯火阑珊了吧。离家的感觉不好，离开祖国的感觉也不好。来到这块大陆上，虽然渐渐熟悉着这里的一切，但是再熟悉，心里还是有个归依，那是祖国，那是生我养我的家啊!”

　　陈灵芝平时隔几天都会给家里和国内的大学同学们打打电话，尽管电话费很贵，1美元只能打3分钟。和国内打电话成为了她在非洲坚持工作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会打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还有父母的身体。最主要是聊天，问候一下，想到什么就跟他们说啊。跟家里面的人说话最主要是想知道父母好不好,然后告诉他们自己很好，让他们放心啊，就算自己病的时候也要说自己很好”。

　　精神寄托

　　每隔几天就给家里和同学打打电话

　　陈灵芝常常会找到一个“比较能聊”的大学同学聊天，“这个人是我们大学班上的老大，一个美女。其他人,我不大搭理，因为没有什么可说啊。”

　　对于中国医疗队的伙食，陈灵芝觉得“还凑合”，“大家都想吃青菜，很多青菜都是由队员们自己种的，但根本不够。在外面买的话青菜特别贵。”来到非洲后一般队员们的体重都会下降，有时人甚至会下降10余斤。但在赤几生活了几个月后，陈灵芝反而长胖了3斤，“工作虽然有压力，但蛮开心的，而且我爱吃，也能睡。”

　　对于收入问题，陈灵芝表示并不高。她在赤几工作“每月工资450美金，然后加上艰苦地区补助，一个月收入共约有1000美元。“到非洲不同国家援助的医疗队的艰苦补助不同。”陈灵芝说。

　　陈灵芝说：“实际上，在工作期间，这1000美元是拿不到的，合同签了两年，回国之后才能拿到这笔钱。”不过她也表示，“收入多少无所谓，我们所有西班牙语系毕业的学生都是高收入群体，做一天翻译至少100美元。单单做翻译这一项都比其他人收入高很多。有的人做翻译，一个月可以拿一万多元，不过单做翻译不稳定。”

　　陈灵芝在当地的零花钱很少，每个月从工资里扣100美元当是生活费。好在当地也没什么东西可买的，否则这笔钱肯定不够用。

　　一位去年来广州工作的大学生小胡说，如果是她的话，就要考虑很多问题：爸爸、妈妈、男朋友，还有当地环境、治安等等。“如果我选择去非洲，我想我妈妈会担心的，所以我不能像陈灵芝那样不顾一切地作出决定，但这不影响我对她的敬意。

　　文化冲突

　　摆正心态，学会自己默默承受

　　由于面临着一些文化上的冲突，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生活在异国他乡，难免会有一些不习惯的事情，但每次陈灵芝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有时候个别当地的黑人会对你说，喜欢你,或者想跟你如何如何。这种表达方式有些人接受不了，但我想这是当地的文化，就当是开玩笑了。”陈灵芝说。

　　陈灵芝告诉记者，在给西班牙朋友做翻译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会把这些带有性字眼的东西当作性骚扰。“如果说动手动脚的话,那就真的是骚扰啊。但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因为都是学西班牙语出身的，这种文化陈灵芝很早就接触过，只是性格的开放程度不同而已。“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的文化过不去啊，我们也该懂得入乡随俗啊。但只要是在尺度之内都还可以接受。”陈灵芝说。

　　对于今后还想着去非洲当志愿者的人来说。陈灵芝给了一个建议，“来了非洲就来了,不要想着中途回去。在家里有太多人可以替你分担,但在这里，要学会自己默默承受。只有心态摆正了，日子才会更好过，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