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我不代表任何国家”

　　从泥水地到联合国

　　陈健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随即进入著名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一步学习英文。

　　“当时我很羡慕在北方劳动的同志。北方水稻一年一熟，而我种田之处一年三熟，劳动量大多了。”数年日晒雨淋的稼穑生活，被陈健略带揶揄的笑谈一语带过。太阳终日暴晒让皮肤开裂，稻田齐膝的水里，牡蛎的碎壳防不胜防，时常让两条腿伤痕累累。

　　年轻的军医嘲讽陈健，应响应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节约麻药。这个满腿是伤的小伙子的倔强出乎他的意料，每次外伤缝针时，陈健真的主动要求不打麻药。“当时真的很佩服关羽刮骨疗毒”，谈起这段经历，陈健面带微笑，如果了解他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对他的乐观也就不难理解：他五岁丧父，母亲也随后去世，在外祖父家长大，叔伯微薄接济维持生活，直至考入复旦大学。

　　陈健把苦难当成一种磨练，并不抗拒，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学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

　　“周总理有指示，允许我们每天学一小时外语，但军队管委会让我们安心做农民，并说总理的话是指示，不是命令。军队只服从命令，不服从指示。剥夺了我们继续学外语的权利。当时真的想不通，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难道就为让我们种地？今后路在何方！”

　　1971年陈健回到外交部，但“三年劳动”的后遗症随之凸显：看到英文单词，明明学过，就是想不起意思。郁闷之极，陈健每天泡在英文“北京周报”里，到了美国，又成了“电视迷”，拿着笔记本，遇到不会的单词和短语，马上记录下来。一番“恶补”之后，才重拾英语。

　　从联合国卸任归来，回忆30多年外交生涯，陈健仍有些许遗憾。“担任大使那几年，虽然不遗余力，但仍难挽救中日关系下滑。从事业上说，那几年比较郁闷。此外，在联合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也未能完全推行。”例如，我本来希望在会议管理部，裁掉联合国负责六国文本对照的部门，以节约资金，提高效率，但这个部门的职员去向联合国工会求助。工会对我表示强烈反对，还通过一个文案来批评我。经反复磋商，最后也只能妥协，把那部门6个组减为4个。”

　　“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安南对陈健高度评价。从牛田洋的泥水地到联合国总部大楼，陈健说：“在联合国、做发言人、出使日本，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但作为外交官，工作能顺利开展，背后都有共同因素：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