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阁将恢复文昌帝君与魁星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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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回放：管惟炎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方式成了“反面人物”，就像陈春先当初不容置辩地被批评被追查一样，虽然都不完全符合事实。他们的沉浮作为第一个转折点，指引中关村掀起了一场新革命。

陈春先把“服务部”扩张为“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在花园路6号办公，并决定切断公司和政府的瓜葛。他们唯一的合作伙伴是一家由政府投资的企业——北京市海淀区工业公司，并以一纸协议确定了彼此的关系。

　　十四

　　“华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向前赶。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没下来，它便按捺不住，提前诞生了。

　　第二天，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忙不迭地把批复签发下来。“华夏”合法了。邮政局给了它一个信箱——“北京8013”；人民银行给了它一个账号——8902-318；标准件厂把自己的总机中继线借给它用，还给它开通一台分机，电话号码——668941-438；331路公共汽车在这里竖着一块站牌——花园路站，每隔15分钟就开过一趟车来。

　　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个人的声望超过了其他角色，尽管他们全都没有善终，但还是留下一段传说。这两个人是陈庆振和王洪德。

　　陈庆振目睹陈春先的一系列变故，心痒难熬，于是创办科海公司。他是个脾气随和、绵里藏针的人。他在北京南面3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中长大，196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一直在物理所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那时候他和几位年轻同事合住一间不付房租的小屋，先是担任一些科研任务，后来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科技处。这是一个介于行政和科研之间的岗位，而他的工作中有许多都和科研档案有关。这些档案在当时均属“绝密”，即使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也无从得悉。这种信任对于一个梦想晋升的青年大有深意，但是他却不能领悟，而是沉浸在科研档案中。这些成果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看上去无穷无尽。他惊讶地感觉到，这么多好东西被锁在档案柜里，供他独自欣赏把玩，此外没有别的用处，不免沮丧。

　　这种情绪由于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陡然强烈起来。他开始向上级呼吁“解放科研档案”，加以利用。然而一年过去，毫无结果。1979年，他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公开抱怨“推广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从这时起，科学院里人人皆知这小子不肯安分守己，总想“红杏出墙”。他在多年以后有些自嘲地回忆道：“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中的一个伏笔。”

　　过去3年，陈庆振与陈春先近在咫尺，每天进出同一个大门，所以对于那场冲突的每个细节都能洞悉无遗。然而与陈春先不同，他和上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绝无叛逆动机，眼前又有着一个宝藏一样的科研成果库，所以总想在旧体系内兜售自己的想法。有一段时间，他的努力看上去得到回应。党中央领导把一群科学家请到中南海去谈话。这些科学家个个功勋卓著，自视甚高。党中央领导告诉他们，“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的“功勋”不能变成可以出卖的商品，那就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番话也许是从陈庆振的呼吁中得到启示，也许只是不谋而合。从当时的记录看，陈庆振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让他失望的不是这个，而是在场的科学家们坚决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科学界的想法与中南海的方针不能合拍，这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叫人烦恼。国务院领导发出警告，如果中国科学院不能让自己的成果产生效益，中央政府就将削减科研经费。这让科学院的领导者再也不能置若罔闻，情急之下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促成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这一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陈庆振头上。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中关村公司的成长过程。中关村的公司成者少，败者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

　　新华出版社出版

　　凌志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