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薪38年

　　追薪38年

　　2500名工人与一个逝去工程遗留问题的漫长对峙

　　年轻时参加汉渝公路拓宽建设，在工地遭炮震而落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伴随着陈克都40年，他最终在正月十八日凌晨5时毫无征兆地死亡。

由于家境贫寒、负债累累，家人四处借钱才将陈克都勉强安葬。和他一样，达州渠县昔日参工的2500名工人等待了38年的工资依然遥遥无期。

　　1966年，四川达州渠县2500名农民被组成一个代号三六○二的特别工程处，办好户口和粮食转移手续，参加汉渝公路罗文至官渡段的拓宽改造工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武斗”升级，他们在完成五座大桥和绝大部分路面拓宽工程后，在一年多工资尚未发放的情况下，最终在1969年11月被强制遣送回家。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返乡之后，他们“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不仅脱农转工的梦想就此中断，这2500个家庭还因为权利的部分被剥夺而迅速陷入了悲惨命运的泥潭。

　　过去的38年，已经有近700人陆续死去，而剩下的1830多名工人也都年过花甲，大都鬓渐霜雪。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就陆续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四川省交通厅等地申诉遭遇，要求追回工资、恢复名誉。每一次申诉，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应，但每一次，总会有部门负责人让他们等待。他们仿佛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很多人的晚年时光都消耗于此。他们一次次地变卖粮食，凑钱申诉，整整38年。

　　陈克都之死

　　邻居折身回屋，把屋里的300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1969年11月，丈夫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

　　这是正月十八日凌晨近5点。西安至贵阳的列车刚从村后经过，渠县临巴镇偏崖村斜卧在华蓥山麓，夜色笼罩、一片静寂。周延华那6岁的小孙子又尿床了，她翻身起床，为孙子换了被单。列车离站的鸣笛声似乎攫住了她，随着单调的金属撞击声渐渐远去，她才慢慢定下神来，在一片静寂中，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没有听到楼下丈夫陈克都那习惯性的鼾声。

　　就在前一天，她还和丈夫上了街。早上6点多，陈克都就起了床，表示要到临巴镇赶集去。周延华知道，丈夫是想去问三六○二工程工钱的事情。为了此事，这些年他到临巴镇打听消息已经好几十次了，而且还和昔日的工友们凑钱到过达州数次，今年以来，陈克都对此事特别活跃，去临巴镇也变得频繁。看着陈克都身子骨不好，她不放心，就陪着他一起上了街。

　　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陈克都依然是失望而归。8里路的铁轨，夫妻俩静静地走了近两个小时，也没说几句话。回到村后，周延华就直接去了学校看孙子，而陈克都则独自回了家。在他们分手的路口，周延华还立了好一会儿，看着丈夫拄着拐杖，踩着细小的步子缓慢地移动，她的胸口一阵心酸。1968年2月，丈夫从万源工地回来，完婚呆了十天不到就赶回了工地，当他1969年11月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看着丈夫虚弱的背影，她提心吊胆，已经持续了整整38年。

　　家里没有电视，他们晚上8点左右就上床睡觉。陈克都睡在底楼，周延华陪孙子睡楼上。此前陈克都就经常失眠，这一次，周延华以为是丈夫失眠，就穿着拖鞋下楼来，准备陪他说说话。屋子一片死寂，她伸手一摸，发现陈克都没有动静，便使劲摇他的头，仍然没有丝毫反应，她猛然意识到出大事了，就赶紧打开了大门，呼叫隔壁的二弟，“陈述全！陈述全！你哥哥不对了。”

　　村子里响起落气炮时，陈克都在重庆打工的儿子陈绍高正准备起床上班。前一天下午1点左右，他刚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三分钟的通话，父亲表示“身体还行”。陈绍高没有想到，18个小时之后，他的父亲就死了。邻居陈友新在电话里还特别叮嘱“你赶紧带些钱回来，尸体停在堂屋，一分钱都没有”。

　　春节刚过，村子的小孩子偶尔还放几声鞭炮，但凌晨5点多的鞭炮声，没有人再觉得这是小孩子在玩。雷传碧是周延华的邻居，寡居多年，意识到有人死了，她就起了床，刚开门不久，周延华就上了她的门。看到周延华止不住的泪水，雷传碧就全明白了，“妹儿，你莫哭了”，她折身回屋，把屋里的300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

　　在重庆打工的独生儿子一时还无法回来，周延华只能去向村委求助。离开雷传碧家后，她就直接去找村委副主任陈芝勇，她平时叫他侄儿，她的侄儿正在陪同镇领导收合作医疗的费用，并且，陈芝勇表示村里的开支他还做不了主。

　　周延华就一路哭到村主任陈良富家旁，在公路边一直哭。过了好一阵子，陈良富看到了她，“村里面没有钱，要等到救济款下来了才有”，陈良富后来在全村组织了一次募捐，募集了200块。

　　三六○二工程

　　1969年11月，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被遣送回家。返乡后，这批工人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昔日给他们带去希望的三六○二工程处，成为了渠县远近闻名的“垮六○二”

　　事实上，陈克都生前一直都在等待着一笔钱，除了等待那笔钱，他一直在念叨的，还有当上工人吃商品粮的命运。但这一切，都因为40年前的一场运动而发生了改变。

　　1966年，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东北某重要工业基地要迁往四川大巴山地区。大巴山地区的210国道，特别是万源辖区公路地形险恶、狭窄，无法适应转迁的运输能力。为了转迁的急需，中央投资，四川省交通厅承办公路加宽改造工程。四川省交通厅随即与达县(现在的达州)专员公署成立指挥部，组织动员劳动力。渠县招来的2500名工人后来组成了一个特别工程处，代号叫做三六○二，专门负责万源辖区罗文到官渡的公路拓宽和桥梁建设工程。

　　当时，渠县招工队的第一负责人是达县养路总段工会主席郝从勋。渠县每个区一个招工组，负责渠县临巴镇招工组的是姚松祥，此前他是省属开江养路段杨家大梁的道班班长。

　　据姚松祥介绍，1966年秋，达县养路总段政治处主任吴中培专门召集各招工组成员，做了动员大会，表示“我们去万源，是向山要路，向河要路！”，要把招工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当年10月10日左右，姚松祥只用了6天时间就在临巴镇完成了240人的招工任务，而陈克都是他亲手招进来的，“小伙子当时蛮精神”。

　　当时，这2500人全部转了粮食手续，发放了粮食证——这意味着他们完成了农转非。从此，他们在工地上就可以享受每个月45斤的粮食供应——这是按照重体力标准配给的，其时，国家干部仅有32斤的标准供应。除此之外，他们每个月工资28元。

　　当时，四川省运输公司45队的十多辆车，将渠县2500人直接拉到了万源的包家河桥。在那里，四川省交通厅从成都已经调拨了大量的安全带、安全帽、工人制服等一系列装备，渠县的2500人一到就开了工。

　　万源地处大巴山腹地，山高崖陡，特别困难的地方在于，很多山都是倒金字塔式，下窄上宽，下面要动一点土，上面就要下来一大方。由于渠县人多地少，是有名的“稀饭县”，很多人在家乡吃不饱饭，尽管工程艰苦，他们心底却是很高兴。据昔日的工人表示，他们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农转工机会，除了加紧工程进度，他们也丝毫未敢懈怠政治学习，天天要跑早操，要诵读毛主席语录以及“老三篇”。

　　陈克都当时被分配到2队4排13班，家住临巴溪口村1社的邓锡昌是他当时一个班的工友。据邓锡昌透露，大约是1967年4月的某天，正当中午收工之时，工地放炮，而陈克都走路拖沓，落在后面，他目睹陈克都被击倒，应该是飞石击中了身体。

　　胡恩元是当时2队4排的伙食团团长。他表示，陈克都受伤之后，工人继续上班，每次都是他将陈克都带到万源去弄药。后来陈克都有些半疯不癫，痴痴呆呆，工地上他谁都不怕，只听胡恩元一个人的，“当时他们骗他，说我会武功，所以陈克都在我面前很规矩”，胡恩元回忆说，虽然陈克都受了伤，偶尔看病也缺席工地，但其他待遇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次工地受伤固然很严重地影响到了陈克都余生的幸福，但命运更大的转折还在后头。对于三六○二工程处的2500人来说，真正的命运转折是在1969年。1967年2月，上海工人的“夺权风暴”开始蔓延全国。1969年2月起，受到“文革”持续“武斗”的影响，三六○二工程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69年11月，在部分工资尚未发放，且未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被遣送回家。据几十位工人证实，返乡后，这批工人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昔日给他们带去希望的三六○二工程处，成为了渠县远近闻名的“垮六○二”。

　　要钱之困

　　从临巴坐车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如果当天不住宿，来回车费要花34块。中午的那顿饭，叫了一碗稀饭，一块钱。去年渠县的苞谷6毛2一斤，就算这35块钱，周延华表示，也是陈克都卖掉60斤苞谷凑的。那一次，他们换来了一个名字登记

　　从这一刻起，陈克都昔日的梦想，离开黄土地吃商品粮的希望，就成为了缠绕他余生的幻影。他等待了38年，梦想拿回未发的工资，重返工地当工人，但，这是他至死都没有等到的希望。

　　由于他脑部和身体受伤，回到家乡后，他根本无法参加体力劳动。据周延华介绍，陈克都刚回来的一年多，病情严重，全靠躺在临巴医院养伤才缓过气来。当年护理他的医生余立忠已在2001年去世，无从确证陈克都当年的病情。不过据多位村民介绍，陈克都有些痴呆，没怎么见他干过活，连小孙子都不怕他，还经常“打”他。

　　由于陈克都既不能劳动，又常年靠着药物维持身体，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家庭越发艰难。而陈克都作为一家之长，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希冀于昔日的工资。他一次次地往昔日工友家里跑，打听情况。

　　就在他临死前一天，他还专门赶到了临巴镇上。他拄着一个拐杖，胡恩元的妻子唐银珍老远就看见了他，衣服扣子都没扣，脏兮兮的，径直就进了胡恩元家。

　　“老胡啊，我们这个钱啥时候能够下来哟？”

　　“快了！王书记说的是3月中旬。”

　　“我们现在恼火哟，莫得钱弄药。”

　　近些年，陈克都来胡恩元家就好几十次了，唐银珍回忆说，每次都是这样，两句问话后，双方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习惯了，胡恩元全家一般也懒得理他，“他不想走”，他会在胡恩元家独自坐上一个多小时，然后，又独自慢吞吞回去。

　　胡恩元所说的王书记，指的是渠县的政法委副书记王进旭。由于没路费，陈克都要钱，通常止步于临巴镇。

　　少数几次，陈克都和他的一些工友，也曾凑钱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前身就是达县养路总段)去过。陈克都生前最后一次去达州是在去年5月28日。当时工友一共15人，每人生活费路费自备，另外都交了10块钱，以备万一的住宿费用。从临巴坐车到渠县，6块车费；渠县搭摩托车到火车站，2块车费；赶火车到达州，8块车费；坐一块钱公交车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如果当天不住宿，来回车费要花34块。陈克都的工友杨国鼎回忆，中午的那顿饭，他和陈克都只是叫了一碗稀饭，一块钱，没有啃馒头，胡恩元等人则是吃的3块5一碗的面条。去年渠县的苞谷6毛2一斤，就算这35块钱，周延华表示，也是陈克都卖掉60斤苞谷凑的。那一次，他们换来了一个名字登记。据胡恩元等工人回忆，达州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张苏华表示将向上头反映情况，让回家等消息。末了，还补充了一句：“有事情，打电话。”

　　无物之阵

　　凑路费，去要钱。工人们轮流出发，重复着这一个过程。时光流逝，近700工人陆续离世。而伴随着昔日几个“熟人”领导的离世，工人们此后的几十次申述，再也难得到来自“上头”的理解。肖发伦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工友们，深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中

　　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追讨工资的事情，由来已久。肖发伦是最早开始要钱的工人代表，他曾在该工程第5工程队2排8班担任过班长。具体时间他已回忆不清，正值国家抗美援越期间，渠县曾有300多人到达县，要穆振杰给出解释。当时，穆振杰是达县专署专员，此前是达县地区负责三线建设的干部。凭着当年在工地上和穆振杰的关系，肖发伦单独到了穆振杰的家。据肖发伦回忆，穆振杰当时承认了工资拖欠的事实，不过他又表示，目前国家经济很困难，这批工人人数众多，国家一时还没有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肖发伦回到渠县三汇镇后，决心还是要找省交通厅。在1976年5月，他组织工人凑钱，每人两块，凑了近400块，而当时达县到成都的火车票仅13.8元。肖发伦与工友李清安、田述英三人赶到成都，找到了工程处当年的党委书记、四川省交通厅保卫处原处长田本立。

　　田本立给他们安排了住宿，就在省交通厅旁边的反帝旅馆。田本立给他们的回复和穆振杰如出一辙。他表示，解决这批工人工资至少需要100多万，在国家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工人在家安心生产。肖发伦又去了四川省政府接待站(如今的信访办)，得到了一句“你们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的回复。在反帝旅馆住了4天，肖发伦和两名工友返回了渠县。

　　凑路费，去要钱。接下来的岁月，工人们轮流出发，重复着这一个过程。最初的日子，工人们目标明确。他们也还能够找到工程处当年的党委书记田本立、工程处处长李秉东、工程处副总指挥长张森这些“熟人”。这三人与工人们在艰苦的工地上有过接触，他们会承认工人的委屈，还会给出详细的解释。“我们是冤枉的”，肖发伦和工人们的自我暗示会得到领导的认同，虽然每次都两手空空回来，但肖发伦依然会感到一些安慰。时间在一点点过去，近700工人陆续离世，而伴随着田本立三人的离世，工人们此后陆续的几十次申述，再也难得到来自“上头”的理解。肖发伦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工友们，深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中。

　　从1976年第一次申述开始，在经过整整30年后，最终在去年5月25日，肖发伦和他的工友们迎来了达州公路管理局的一份书面复函——《达州市公路管理局：关于原“三六○二”工程部分人员反映拖欠工资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这也是迄今工人们收到的唯一书面复函。

　　在用工性质上，《复函》援引渠县人民委员会(66)县劳字第437号文件称，三六○二工程处工人属于亦工亦农合同工，除了伙食费和零杂费之外，余款交生产队参加集体分配。但令人不解的是，《复函》又援引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函(67)第151号《同意整修汉渝公路工程五千劳动力指标列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计划的批复》称，(工人)工资不参加集体分配。

　　而肖发伦表示(并经几十名工人证实)，他们从1966年开始就是按月拿工资，享受粮差补贴，享受探亲假待遇。办了粮食转移和临时户口——这意味着他们是国家计划内的合同工，他们也表示并未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分配。关于用工性质，至今有工人保留着当年的探亲假条等能够证明属合同工的资料。

　　既然是合同工，那么辞退则需要有解除合同的手续。1969年，虽有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革发(69)138号文，但工人们表示，至今未见过，也不知道该文的具体内容。

　　指着这一纸复函，肖发伦表示漏洞百出，但他自己又不能准确指出问题到底在哪里。作为工人们的一个代表，他日益感到力不从心。他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表达技巧。他的希望在一点点消耗。

　　接力，争论

　　相同的面孔，相同的答复。在人流如织的达州街头，疲惫的严育成一屁股坐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个下午，他决心到南方打工挣钱，然后自费来当这个代表组长

　　去年6月25日，肖发伦等人召集部分工人代表在渠县土溪开会，当天成立了代表小组，每人20块钱，总共募集了4800多元经费。这一次，肖发伦将组长职务让给了能言善辩的严育成，而自己担任副组长，分管财务。

　　严育成原是第六工程队9排28班的工人，从工地遣送回家后，为了避开进“学习班”，他曾携全家在1974年到湖北呆过6年。他的理性与口才为他在三六○二工程处工人中赢得了足够的威信和声望。

　　去年7月6日上午，严育成、肖发伦一行5人到达成都，找到四川省交通厅。据严育成回忆，当时交通厅信访办一张姓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此人表示，达州公路管理局已经给出了一份复函，要工人们不必再到省里来申述。

　　而当严育成一行要求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时，该信访办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表示，交通厅没有相关资料，需要工人们到省公路局调取。而当工人赶到省公路局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三六○二工程处的档案保存不全，部分资料在达州公路管理局。

　　当月20日前后，严育成等人找到达州公路管理局，要求调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据严育成回忆，达州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张苏华当即表示，任何人要看档案，必须经过达州公路管理局领导同意，而且只能看，不能复印，不能转抄。张苏华，三六○二工程处原副总指挥长张森之女，也是达州公路管理局目前直接处理三六○二工程后续问题的负责人。记者联系到她时，她拒绝接受采访，也拒绝提供当时的任何资料。

　　2500名农民被招为工人，渠县县政府、劳动局和粮食局为其办理了粮食关系和劳动合同等，按理应保存资料。在达州公路管理局遭到挫折后，严育成就回到了渠县，准备通过渠县劳动局找到当时的资料。

　　渠县劳动局给严育成的回复是，他们只保管两年半的档案，历史档案得去陈列馆找。而渠县陈列馆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档案已被人提走。

　　去年8月中旬，严育成一行5人再次到达州。相同的面孔，相同的答复。而另一方面，已经有个别工人开始埋怨他们这些代表了。在人流如织的达州街头，疲惫的严育成一屁股坐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个下午，他决心到南方打工挣钱，然后自费来当这个代表组长。

　　去年10月初，他到了东莞清溪镇浮港村。才当了三个月的环卫工人，家乡的工友们就连连来电，想要他回去。

　　今年3月9日，严育成回到了家乡渠县宝城。3月28日，严育成一行人再次到达达州，而严育成与张苏华就工资问题发生争论。

　　严育成表示，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1月被遣送时，工人的工资均未发放，此说法得到几十名工人的确证。而张苏华指着《复函》表示：当时的工资属计时工资，“上工地就有津贴，没有上工地就无津贴”，对此，严育成表示，当时根本没有这样发放过，再则，计划内合同工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发放工资。

　　《复函》还提到，1969年2月，受“文革”持续“武斗”影响，工程基本停工，许多工人为躲避“武斗”而离开了工地，没有参加工程施工，故无从谈及工资发放问题。对此，严育成表示，他们的确受到“文革武斗”影响，虽有少数工人离开工地，但大部分工人依然一直坚守在工地。

　　《复函》第三点表示部分工人存在欠款。达州公路管理局此说法依据的是三六○二工程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70)处善字第011号文件。该局表示，三六○二工程处欠款总人数达2136人，欠款在105元以上的有155人。严育成表示，大部分工人连工资都未领取到，不可能存在高达职工总数85％的人“欠款”。他同时表示，派系斗争的背景下，不排除有少数派系头目挪用公款，但绝大部分工人连正常工资都无法拿足，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挪用公款。

　　据严育成表示，争论急了，张苏华就表示要工人拿出未发工资的证明。在以往的几次争论中，此说法很奏效，工人们都因缺乏证明而无言以对。但这一次，严育成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请教过律师，这属于法律上典型的倒置举证。也就是说，本就不应该由工人拿出未发工资的证明，也不可能有这个证明，而只能由用工单位拿出已发工资的证明。

　　这一次，争论最为激烈。而最终，严育成等人被“请”回了渠县。

　　自从发出《复函》以来，达州公路管理局一直未再出示更多的证明和回应，只是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将情况反映上去了，你们要耐心等待”。

　　记者日前联系到四川省交通厅信访办。信访办刘德红告诉记者，三六○二工程处工人确属合同工。他透露，今年年初，四川省政府曾就此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1979年川委发20号文件的精神。即：三六○二工程处工人，不予复工复职。“文革武斗”期间，整个工程停滞，故仅针对个别工人补发补助金。

　　三六○二工程处曾给了陈克都、肖发伦、严育成和他的工友们机会，离开黄土；给了他们希望，脱农转工；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随着被遣送回家的那一刻起，伴随着三六○二这个代号的消失，他们的希望也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幻影，一个微弱燃烧并正在逐渐熄灭的幻影。

　　回到家乡之后的38年里，他们都以为，这其中的距离，只需卖60斤苞谷就能抵达。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们采取接力的方式，与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无声地对峙，持续了38年。如今，陈克都死了，肖发伦日渐疲倦，而严育成，这位年过花甲的中国农民，也渐渐认识到，沿着村后的襄渝铁路延伸出去，注定是崇山峻岭、千回百转。但，他以令人惊诧的执拗，拿着20多年前的中央文件，一边在补习法律，一边仍在自凑路费。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陈亮　深度邮箱：shenduduzhe＠126.com

　　图：

　　2007年4月7日，达州渠县的几名三六○二工程处老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再次上访的事情。

　　2007年4月5日，周延华说起丈夫陈克都死后无钱安葬的情形，显得十分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