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希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

　　人民币汇率：议题与时间表

　　《21世纪》：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非常有必要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并多次强调需要设定一个时间表。

　　保尔森：你问我关于人民币由市场确定的时间表，我个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但我要说的是，人民币要在短期内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有趣的是，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比较，将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外汇储备额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数据，中国在汇率的改革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从今天来讲，让人民币向市场驱动的转化，比2005年7月那个时候的理由更大。我们不能忽略了短期，任何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考虑所有中国合理的生产率提高的来源，都会认为目前汇率改革的速度很慢。

　　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快汇率改革的速度对中国向市场转化是有帮助的，如果一国的货币没有反映本国的经济基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要建立市场驱动的机构或市场驱动的银行，将是非常困难的。从中期来看加快中国的汇率改革，对中国与世界的好处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将不再是一个话题，因为汇率是由市场驱动的。比如有人对我说，他们不喜欢日元的交易，我的回答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它是由市场决定的。

　　《21世纪》：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您如何看待时间表的问题？

　　保尔森：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应该按照别人的要求制定时间表。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很清楚：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是中央还是在省级都是部分的计划经济，部分的是市场驱动的经济，但是中国正处于明确地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上。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就需要更进一步加快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国的经济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与世界融合程度很大，另一方面在货币与资本市场方面没有与世界接轨，是反常的也是人为的。改革的时间表应该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制定，这也是我一直对别人讲的。整个世界对中国都非常关注，不仅仅是美国关注。在我担任财长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他们都关注中国以及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他们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汇率，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是全球经济的领袖。虽然我认为时间表是由中国自己确定的，但是他们会感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其他的贸易伙伴都会施加压力。如果是在20年前，中国不会有汇率的压力，因为当时没有多少贸易量，但是今天贸易量很大（已经居世界第三位），所以你们必须面对它。但是你们是按照你们自己设置的时间表来应对的。

　　《21世纪》：在中国有人说，中国并没有像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不得不同意外国人的股份限额从26%提高到50%，以及开放短期债券市场等等。在美国有人说，华尔街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的证券和投资银行市场。但是在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财政部应该避免被北京看作是美国特殊利益的说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保尔森：你提到的问题是，中国不像韩国，任何人都不能就短期债券市场和投资市场等领域强加给中国一些条款，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中国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或者是某些竞争者?

　　中国的政策应该让所有的人民受益。我强调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直接利益，当然它对美国有利，因为美国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愿意看到中国规避风险的储蓄率下降，两国的贸易均衡增长，向制造业高附加值链的上端移动，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途径。开放资本市场与其他的贸易事务不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回顾作为经济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乃至发展后，他对所有权比例的限制没有像中国这么低的。当你解除了这些限制，那些被雇佣的将是中国人，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率将会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有更多的竞争。在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也是在中国的，他们接受中国政府的管制。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会帮助中国公民提高存款储蓄收益率。你可能听过我在讲到资本市场的议题的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在中国人民银行2万亿美元的存款，利率仅在2.5%，实际上这一利率在扣除了税和通货膨胀之后，实际的利率为负值。这对储户来讲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更加有悖常理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能够有一个资本市场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人们进行规避风险的储蓄就会大大减少。我发表这种看法并不是为了代表华尔街的利益，实际上我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