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男游客经常会半真半假地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们走婚,还有些游客会问我们有没有父亲。”云南丽江泸沽湖边落水村的几个摩梭女孩儿对记者说:“这些话让我们很反感。”
云南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居住着1000多户摩梭人,他们存有母系、母系父系和父系3种不同的家庭组织。
近年来,在泸沽湖旅游热中,研究者们发现,由于影视、文学等作品以及一些导游的夸张和不实介绍,使不少游客带着猎奇的心理前往泸沽湖旅游,甚至有些游客到泸沽湖旅游是为走婚而来。这一现象让一些学者和摩梭人深感不安。为此,今年两会期间,来自丽江的人大代表杨雪梅呼吁:“加大对泸沽湖摩梭民俗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尽快对《泸沽湖摩梭民俗文化保护条例》予以批复;将‘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景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邀请新闻媒体、学术团体深入摩梭社区了解研究摩梭文化,纠正对摩梭文化的误读。”
人们神往传闻,不理解活生生的摩梭人
带着无限的憧憬,许多参加旅行团的游客长途跋涉来到向往已久的泸沽湖。然而,不少人却抱憾而去,抱怨现代气息侵入了泸沽湖这片净土,甚至有人表示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由于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人们已经相信传闻中或想象中的摩梭人,而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摩梭人不理解。”摩梭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拉木·噶吐萨说:“在众多的误读中,有一种浪漫的误读过分美化和神化了摩梭文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神奇美丽。好像摩梭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只会喝酒唱歌跳舞,躺在云彩上谈恋爱,和游客任意走婚。”
“游客的失望和他们的旅游方式有很大关系。”云南民族出版社图片编辑、摄影家李跃波常年深入摩梭村寨,拍摄了大量珍贵而有价值的摩梭文化照片。他说:“这些旅游者其实很可怜。他们一早坐车从丽江出发,到达泸沽湖已经是下午4时。然后乘船游湖、下船后骑马,接着吃晚餐,饭后参加篝火晚会,第二天一早便返回丽江。这么辛苦的旅程,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摩梭文化?”
曾在摩梭村寨生活了一年多的香港学者周华山博士认为,游客对泸沽湖旅游失望的原因,一是旅游项目单调没有内涵,骑马、划船成了标准化项目;二是对摩梭文化缺乏了解,许多游客离开泸沽湖仍对摩梭母系和走婚制一知半解;三是认为泸沽湖边的落水村变得商业化。
对于“商业化”,周华山认为,“在旅游地,服务明码实价是合理的做法”,“落水人每天接待无数游人,不可能每次都热情好客不收分文”。而当地摩梭人认为:“游客到香港旅游花上万元都不心疼,甚至还自豪地炫耀。可在我们这里住宿一晚才15元,一顿套餐10元,还批评我们商业化。”
耐人寻味的是,自助旅游者与旅行团游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温泉村,李跃波遇到了来自浙江嘉兴学院的陆加敏。陆加敏是一名图书馆馆员,在上海认识了10多年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民间人士管祥麟后,于2005年只身一人来到管祥麟文章中提到的温泉村宫布拉错家,住了一周,从此与这家人结下深厚的友情。第二年,她利用假期又到宫布拉错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爬山、泡温泉,帮宫布拉错做家务。
“房东阿妈很好客,总是弄很多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当记者拨通陆加敏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摩梭人淳朴好客,不计较钱财,家庭情感血浓于水。他们家的女儿从不轻易走婚,小女儿还曾经因为一个男人老缠着她要走婚而把他告到法庭,打了一场官司。”
也是在温泉村,陆加敏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她也像陆加敏一样每天爬山、泡温泉,在村里转悠。村里人曾不解地问陆加敏:“这个法国女人为什么总在草地上睡觉?”
李跃波说,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尽管距离泸沽湖只有30多公里,但很少有旅游者来这里,像陆加敏和法国女人这样的旅人并不多。
教育落后导致文化误读
如果上网搜索,许多有关泸沽湖的帖子都有“体验摩梭走婚风俗”的字眼。原宁蒗县副县长、摩梭人阿柱民给汝独支说:“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摩梭人常常被众多的媒体、游客甚至专家学者误解。许多人不顾摩梭人的民族情感,认为摩梭人群婚、乱伦、滥交。在这样的渲染下,美丽的泸沽湖成了一些人梦想寻欢的去处,摩梭文化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在对摩梭文化的误读中,有关“杨二车娜姆”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杨二车娜姆以一个摩梭人的自传方式,于1997年出版了《走出女儿国》。但是,书中大量的对情爱和性的描写,让许多摩梭人认为这本书扭曲了摩梭文化。这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被误认为是对摩梭女人的代言。
“娜姆离家出外时才13岁,她出版《走出女儿国》时,已有14年都市生活的经历,因此她对传统摩梭的认识和理解是局限和片面的。”周华山说,“娜姆把独特个人经历误作为摩梭文化特质,正反映了她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事实上,不少摩梭年轻人像她一样对自身传统是一知半解的。”
研究者们认为,对摩梭文化的曲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摩梭教育的落后。
“《走出女儿国》由娜姆口述、汉族作家李威海笔录,另一本《走回女儿国》尽管写着杨二车娜姆著,但实际上是由拉木·噶吐萨执笔整理。”周华山说,“娜姆对汉文掌握有限,需要别人代笔,这不是个别问题。摩梭人鲜有学者和研究者,长久由外族学者和作家代言,其主体发声的空间非常有限,令主流文化对摩梭文化更加误解。”
“杨二车娜姆被认为是摩梭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昆明工作的摩梭人只有10多个。教育和经济的滞后,使摩梭人才屈指可数。我自己常有单打独斗的感觉。”拉木·噶吐萨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摩梭人,但大多是学术圈内的东西,而被研究者——摩梭人的声音却很少在专著中出现。摩梭人没有话语权,只能任由别人去说。”
对摩梭文化的误读,一些导游的讲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丽江到泸沽湖路上的四五个小时里,导游都要给游客讲很多如何走婚的故事,哄游客高兴。可是游客到了泸沽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游客还说是我们摩梭女孩儿欺骗他们。”一个摩梭女孩儿说。
学会敬重大地,才会有行者的真正快乐
令研究者担忧的是,外界对摩梭文化的误读反过来也影响了摩梭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淳朴的民族文化被庸俗地滥用于市场,原来卓有特色和尊严的地方文化正逐渐失去魅力。当地一些人把“走婚”当做摩梭文化的核心来招徕游客,一些迎合低级趣味的“伪民俗”、“伪文化”旅游内容也由此产生。
“落水村有不少家庭旅社起名为‘女儿国阿夏园’、‘女神楼’、‘母系世家’、‘摩梭伊甸园’等,这些暗喻着性解放的名字被建构为摩梭风情。落水一些年轻人把‘钩手心’乱说为摩梭传统,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猎奇需要。也有人在篝火晚会上公开鼓励游客‘搂着摩梭小姐拍照’,似乎摩梭女子是可以亵玩的对象。”周华山说,“这些行为会使游客认为除了走婚,摩梭文化没有其他内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博士,曾在泸沽湖边的一些酒吧的留言簿上,读到一些男性游客因为在这里没有“艳遇”而失望、懊丧、甚至愤怒的留言,认为自己“受了骗”,“白来了一趟女儿国”。杨福泉说:“我深深地为这些不远千里来‘猎艳’的游客悲哀,也为国内有不少这样的游客而感到沮丧。”
杨福泉说:“那些怀着猎奇心理的游客一到此地,就迫不及待地东张西望,大大咧咧地向当地人询问怎么‘走婚’和怎么找‘阿夏’等问题。按摩梭人的传统习俗,当家中有老人、长辈在旁时,是不能随便谈论男女情事的,特别在火塘所在的家居中心‘母房’内更不能随意谈论这些事。很多摩梭家庭一片热情地把游客迎到神圣的火塘边就坐,待如上宾,但全家人常常被一些游客毫不顾忌、一点也不尊重当地习俗的问题弄得十分难堪。”
“这种缺乏起码文化修养的游客,是对文化的一种威胁。”他说,如果游客没有起码的修养、自律和对这片土地的关爱,没有对各种异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不去熟悉和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习俗,而是怀着一种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心态和猎奇的暧昧心理走进别人的家园,那些美好的家园就有可能不断地被他们的无知、庸俗和狂妄所亵渎和玷污。
“很多时候,在某个民族的神山圣湖边,我看到一些游客静默虔诚地沉思冥想,或和当地人一样向这神奇伟大的大地行礼朝拜;而有的游人则肆无忌惮地地喧哗,行为夸张,任由自己撒野。我禁不住想,什么时候这些不文明的游人才能学会尊重别人的文化和信仰,尊重别人的心灵?”杨福泉说,“我认为,只有对大地怀着一片敬重的旅人,才会有行者的真正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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