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盛开的油菜花与农舍山水相掩映，构成汉中盆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平利县龙头村的绞股蓝生产已形成产业化 本报记者 王培民 摄
在热门的“区域经济”一词中，搜索国内大大小小的经济区域，陕南无疑是一个特例：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最可能带来经济大幅提升的工业开发，因顾忌水源污染，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为了突破陕南区域经济发展困局，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布阵全省发展战略时，为陕南确定了一条最具全球“前沿”意义的经济路线：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依托山水、立足富民、产业推进、多元发展。
绿色，由此定格陕南经济新政主色调。像陕南这样，一个经济区域明确把绿色产业作为经济主攻路线的，国内还不多见。
在备受全球关注的中国西北经济版图中，陕西南部的三个地级市———汉中、安康、商洛，正不遗余力地要给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烙上一种同样具有全球意义的颜色标记———绿色。
它们新近一次的标志性行动是：4月初，在西安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东中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陕南三市在布置各自展区时，一致把展台、展板，甚至地板，都用纯绿色的外观包装起来；展区邻接的安康、商洛两市，干脆把原本隔离的展棚贯通，联手搭建起长近50米的“绿色走廊”。门楣等显眼处，也别有深意地用温和圆润的舒同体烫金大字标示出：“绿色安康、绿色商洛”。
在一个以加强中国东中西部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宗旨的经贸盛会上，一个落后区域的经济成员联合起来，以这样一种方式大胆展露自己的经济魅力，这不仅昭示这个区域的政府和民众，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坚定不移地走一条“绿色”路线，而且也辗转表达出政策制定者们对这条经济路线的高度自信。
“十一五”远景
陕南绿色产业占GDP30％
实际上，这条绿色路线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决策陕南长远发展战略时，为突破一直以来的发展困局，大胆选择的一条具有前沿意义的经济路线。
2006年1月出台的《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统筹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发展时，划定陕南未来五年甚至今后更长时间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为：突破发展。
关于“突破”二字的深意，省长袁纯清在当年6月22日汉中调研时，作过这样的解释：破，就是破题、破解；突，就是突出主攻方向，突出产业重点。
2006年9月2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外公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在确定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的情况下，提出“十一五”期间，陕南中药、食品、水电、旅游四大绿色产业占GDP比重达到30％左右。
实际上，绿色经济路线是一条处于国际“前沿”位置的新型经济路线，因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而备受推崇，但同样因为它的“前沿”属性，其具体发展模式抑或操作思路，大都还处于摸索状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摸索意味更甚。
一个很好的例证是，目前，无论政府还是学界，还找不出“绿色产业”的统一定义，其产业范围和标准也众说纷纭。现在，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绿色经济路线的踪迹，也会发现，像陕南这样，一个经济区域明确把绿色产业作为经济主攻路线的凤毛麟角。
值得关注的是，这条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的经济路线背后，是陕南目前并不如意的经济现状。2005年，陕南三市GDP总量为455亿元，仅占全省的12.4%；财政收入32.3亿元，还不到延安市的1/3；其中，商洛市的财政收入仅有5.15亿元，还不到榆林市的1/10；而三市的财政收入中，地方财政收入12.3亿元，仅占全省的4.8%，还赶不上陕北的志丹县和神木县。更多统计数据都显示出，尽管陕南经济在近年取得了发展，但与陕北、关中相比，它不但没有摆脱一直以来发展滞后的局面，经济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
一个处于经济困局的区域，选择一条无法“照搬照抄”的经济路线“突破发展”，其决策深意就不难解读为：这个区域在新时期的经济振兴，要开创性地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崭新道路。
绿色路线
已在陕南孕育十年
其实，“绿色路线”就成长于陕南这片土地。49岁的王忠锋教授是“绿色路线”成长过程的见证人之一。
王忠锋是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学院经法学院院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水流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作为长期致力于汉水流域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4月10日，他在追溯这条绿色经济路线时，一下把时间拉回到十余年前。
早在1996年，陕北、关中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已经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当时的流行说法是“陕北煤油气、关中高科技”，而陕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地，为了保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许多工业项目的上马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受到落后交通条件制约，陕南在一次次工业冲动过后仍然无法找到一条明晰的发展思路。
王忠锋对陕南经济发展战略的系统研究就始于这一时间，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汉中。
在持续数年研究汉中经济现状过程中，王忠锋看到一种处于矛盾状态的经济现象：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低，但生态环境好；交通不便，相对闭塞，但容易营造绿色环境；科技水平相对低下但文化厚实。比如，2001年汉中的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仍高达21%，而1999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是19%，正是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低，使得汉中容纳不了大资本，“一些土生土长的资本，一旦上了规模，就转移到了外地，但像大熊猫、朱鹮这样的世界珍稀动物却在汉中留存下来，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汉中生态环境的优势远远大于工业环境优势。”
2002年6月，王忠锋主持的一个课题组，拿出了长达4万字的《汉中绿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汉中难以按照工业时代的城市化、工业化模式来发展，而按照自己的特点和方式实施绿色产业战略，建立绿色产业基地才是汉中扬长避短、化短为长的可行道路。
汉中市委、市政府采纳了这份报告，5个月后，向全市发出了《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汉中》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为汉中发展绿色产业的第一份战略文件。
2003年，时任安康市委书记的王忠民邀请王忠锋前去安康探讨绿色产业话题，而在此前后，安康方面以时任安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陈奇为首的一批学者、政府工作人员也展开了对安康发展绿色产业的研究。不久，安康也确立了绿色产业战略。
事实上，同处陕南的安康、商洛两市与汉中有着极其相似的地理和经济环境，在最终确立“绿色“发展思路之前，也大多面临了与汉中同样的问题，甚至经历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思考和转型过程。
茶叶品牌突围
几代人艰难的绿色实践
在陕南理论界、政界积极孕育这条绿色经济路线的10年当中，陕南经济区域的各级政府和民众，正在药材、茶叶、旅游等绿色产业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实践与摸索。其中，陕南茶叶产业这些年在市场上的左冲右突，无疑在所有的“绿色实践”中最具代表意义。
陕南历史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记载着这个区域的茶叶史。早在南宋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专设茶马司于汉中，负责该区域茶事。尽管此后沉重的赋税让一代又一代“茶农”苦不堪言，但中央政府将国家级茶叶管理机构设于一个偏远区域，这足以表明该地茶叶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显赫地位。
与陕南茶叶显赫的历史相比，今天声名远播的恰是后来居上的江浙等南方茶叶，在全国茶叶市场上，“铁观音”、“龙井”这样的强势品牌把陕南茶叶挤对得支离破碎。陕南茶叶正是在历史的荣光与梦想中，铆足了东山再起的劲，开始了在茶叶品牌领域一次又一次的突围。
但品牌突围似乎走了一条畸形的路。
一个事实是，尽管建国后陕南茶叶有意识进行品牌整合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在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之后，直至今天，陕南茶叶都没有走出品牌杂乱的泥淖。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蔡云辉教授曾经在汉中市旅游局副局长的岗位上任职多年，作为有着从政经历的学者，他对陕南茶叶这些年的“奋斗”颇有微词。
蔡云辉披露的一组数据是，2005年前后，全国茶园平均亩产量为35公斤，而陕西茶园平均亩产才有10公斤左右，当时就陕西的21个产茶县来讲，除了西乡、紫阳、宁强、平利几个县茶叶产量较高外，其他县的产量都很低，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陕西茶叶“品牌装了一卡车”———陕西每年全省消费茶叶为1.6万吨—1.7万吨之间，本省产茶只有7000吨，但品牌却已达200多种，这200多种品牌绝大部分出于陕南。“一个品牌平均才能有多少产量？”
蔡云辉的质疑正是陕南茶叶面临的瓶颈问题，“但时至今日，陕南许多种茶县仍在热衷于开发自己的品牌茶，而少有在品牌统一、品牌整合、‘分厂注册’、‘借壳上市’、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上下工夫。”
事实上，陕南茶叶品牌非但没有突出江浙名牌的包围圈，观察这些年来陕南茶叶品牌舞台，倒是颇有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两三天”的酸楚。陕南最早有“紫阳毛尖”、“陕青”茶，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镇巴县的“秦巴雾毫”、南郑县的“汉水银梭”、西乡县的“午子仙毫”、平利县的“三里垭毛尖”以及紫阳的“富硒茶”等品牌。再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宁强县的“宁强雀舌”、勉县的“定军茗眉”、城固县的“城固银峰”、略阳县的“灵岩仙茗”、商南县的“商南泉茗”等等。
陕南产茶县一度出现过县县都开发独立品牌的局面，但今天能在市场上叫响的茶叶品牌却寥寥无几。可怕之处更在于，现在连一些乡镇也开始投入到竞相开发独立品牌的行列中，这更加导致陕南茶叶品牌泛滥成灾。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茶叶品牌泛滥过程中，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品牌整合工作，但最终结果却是“越整越多”。“每个小品牌都获得了既得利益，尽管销售额小得可怜，人家却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儿子还重要，根本没有放弃自身品牌的意思。”在陕南，许多产茶地基层政府官员对记者重复着这句话。
宏图与构想
建国家级绿色产业基地
不管类似茶叶这样的产业难题有多么难解，特殊的陕南地域及崭新的绿色经济路线，都深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本土经济学者，他们兴致盎然地对陕南“绿色路线”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可能进一步影响政府决策的绿色经济操作模式。
张宝通，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时，他还是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研究成果之一《建设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带动陕南区域经济突破发展》被收入《2007年陕西经济社会蓝皮书》。
“所谓绿色产业是指对人无害或少害，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绿色’是一种形象说法，其产业对象并不局限于绿色植物。对陕南来说，只要不污染水，一二三产业都可以成为绿色产业……陕南要善于变挑战为机遇，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陕南经济发展的制约，转化为促使陕南绿色产业突破发展的实现条件，争取将陕南建成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近日，张宝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所展望的陕南经济前景令人振奋，“建设陕南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可以借鉴杨凌示范区的经验，采取部省共建、京（津）陕共建方式，加强国家和地方、用水地与水源地之间的互动合作。另一方面，利用‘国家级’的牌子，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大规模招商，将致力于绿色产业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聚集到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来，有了国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的牌子、政策和财力支持，陕南绿色产业实现突破发展指日可待。”
此外，张宝通还主张，陕南要把多样化的资源转化为多元化的产业，要发展传统经济产业，重点发展现代中药材、绿色食品、生态旅游、水（火）力发电、矿产开发、装备制造、蚕桑丝绸、劳务输出和流通贸易等优势产业，从而靠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陕南特色经济。
几乎与理论界的宏大设想一起，一个崭新的绿色项目正在陕南这片热土上孕育———生物柴油。
关于生物柴油项目，最通俗的解释可以是这样：将植物进行一定程序的工业加工，转化生产出柴油等重要能源产品。记者了解到，生物柴油项目属于生物质能源开发领域，作为一项绿色环保意味浓厚的新能源开发项目，它正成为国际趋势。目前，海南、四川、福建等多个省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小规模投产，并初见成效。
在陕西，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史耀疆对这一项目给予了持久关注。史同时任职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作为生物柴油这一项目的专门研究者，4月8日，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将近10万字的《陕西生物柴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要完全依托农作物种植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并不现实，通过对可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各种原料的价格、供应量的逐一分析，我们发现，我国最适宜发展生物柴油的原料就是木本油料作物，而陕西省，尤其是陕南，在发展生物柴油产业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安康、商洛、汉中山地众多，具有发展木本油料作物例如麻疯树、黄连木的栽培传统，而这些都是制造生物柴油的良好原料。”
史耀疆的一个测算数据是：陕南有待退耕还林山地面积尚有2000多万亩，如果政府引导百姓给退耕地全部种上油料作物，以亩产油料果实300公斤计算，远期可实现600万吨的年产量，可用于生产上百万吨的生物柴油。“建设一个年产10万吨的生物柴油厂，可以直接为山区百姓创收2.5个亿，使10万山区人民脱贫。”
记者日前从政府方面获得的消息是，目前，已有民间资本开始介入陕南生物柴油项目的前期工作中，“不像别的项目，找不来资金，生物柴油这个项目，可行性调研已经有了，资金也有了，现在项目已经进入到报批阶段。”一位熟知内情的政府官员日前向记者透露。
增长10
%陕南突破发展的开局数据
柞水，陕南秦岭深处一个原本闭塞落后的小县城，2007年1月21日，随着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正式通车，县城至西安的通行里程缩短65公里，行车时间由原先的3个多小时缩短为40分钟。通车后，久居西安的人们就开始络绎不绝地奔向这座县城，山货一度被买断，宾馆爆满，柞水旅游“井喷”成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关注。
这只是陕南经济在“十一五”开局腾飞中展现出来的冰山一角，但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例证：以绿色产业为主攻方向的陕南发展策略，突破困局有极大可能。柞水旅游“井喷”也让人们看到，交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或者制约作用。事实上，省委、省政府在布阵陕南突破发展大局时，早已将视线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并在确立绿色产业主攻路线同时，将“缓解瓶颈制约，提升区位优势，实现基础设施突破”，列入陕南突破发展战略内容之一。
日前，陕西省陕南突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的一组数据是：（预计）2006年陕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10亿元，增长10%，比“十五”平均增长速度提高了1.5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39.8亿元，增长2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3.8亿元，增长达到20%。这更说明，陕南经济在经过开局之年后，突破发展的强劲势头正在形成。
在刚刚结束的西洽会上，陕南除在旅游、中药等绿色产业领域获得了巨额投资，在具有相对优势的装备制造业、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等领域也获得了数百亿的投资。“十一五”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内，陕南在积极突出“绿色”主攻路线，继续打好经济“绿色”牌的同时，势必在更多领域齐头并进，取得经济的全面突破发展。
一个可以勾画的未来图景是：困在成渝、关陇、江汉平原、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之间的陕南经济区域，正以一种阳光健康的姿态日益崛起，无论它崛起背后经历过怎样的艰难与辛酸，都将因它追求“绿色”增长的终极目的而无一例外受到人们的欢迎与尊敬。
3月17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金学洙发表文章称赞“中国追求‘绿色增长’堪当榜样”，他说：“中国现在强调经济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这将受到所有国家的欢迎，其重要性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为避免灾难，亚太地区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摆脱‘先增长、后治理’的心态，向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所提倡的‘绿色增长’模式转变……希望中国谋求可持续增长方式的做法能为亚太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榜样。”本报记者 康正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