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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工人有力量”(上)(对话 思考辨析真相)(组图)

上世纪60年代初,“铁人”王进喜以拼搏精神激励全国人民。

  (资料照片)
今天,电子流水线上的新一代工人。

  王凡 摄
新世纪,许振超展现知识工人风采。

  (资料照片)

  核心阅读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挑战,什么样的工人才有力量?如何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何看待工人职业的尴尬

  记者:最近有则新闻,称上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后来我们的记者发现,调查的取样不甚全面、科学。不过,这个不实数据引发的消息引起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工人”职业存在的窘境。作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郑功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假设是在农村做这个调查,我估计5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工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强的信号:产业工人的地位确实在下降。这个事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因为很多人把工人等同于只干脏、苦、累体力活的劳动者,把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概念过分简化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个事实,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职业选择有一种向上、向好的追求。如果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而不是上大学或者从事被时下主流意识认为更为体面的工作,倒不合人之常情了。

  什么造成工人身份的失落

  记者:您刚刚提到,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职业追求。关于职业的“上”与“下”,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工人老大哥那种有魅力的形象正在弱化。您认为这一现状是如何造成的?

  郑功成:首先,社会氛围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对财富有一种过分的追捧,劳动、劳动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肯定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观的多元,和过去只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者:的确,市场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如果是简单劳动的话,就只能进入价值链的末端。

  郑功成:对。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多年来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有关。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一度在一些地方演化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演化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错误的。我到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发现当地出台的红头文件,85%以上的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比如土地免费、税收优惠等等,而保护劳动者的少之又少。所以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不少地方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兼顾到劳动者的权益。

  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与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工人队伍中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背后有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当工人了,这对国家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进步。但亿万农民从此和城里的工人“抢饭碗”,这也会不断稀释工人身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劳动力过剩这一事实必然进一步强化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地位,加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记者: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吗?

  郑功成: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60%。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在80%以上,制造业是70%,批发零售及餐饮服务业也在60%左右。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

  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畸形偏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公务员、有技能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一直稳步上升,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迅速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收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中,总体上处于徘徊状态。

  我做过一个统计,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GDP,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比重是16%左右,到上个世纪末降到12%。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人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

  记者:您是说,这种初次分配格局带来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

  郑功成:对,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还没有能够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

  记者:您能谈得再具体些吗?

  郑功成:再分配包括财政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两大主要机制。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非常有限,后来又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并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与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差别,城市里的下岗、失业工人不少成为“灵活就业者”,现在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没有稳定的雇主,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

  总之,造成工人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由一支庞大的、先进的工人队伍来支撑的。

  高素质工人,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人”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是否应该被刷新?

  郑功成:“工人”内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在工业化已经成熟的今天,工人早已不是工业化初期那种低素质的劳动者。像德国、日本,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比重几乎要占80%以上。可以说,优秀的技术工人是德国、日本优势制造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如此,德国还在引进外国技术工人,澳大利亚也在中国引进技术工人,韩国法务部不久前发布新政策,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人给予永久居留权。这些工业化国家从造就大量技术工人到引进国外技术工人,表明当代世界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代表的技术工人,始终是有地位、有力量的。

  记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郑功成:我们国家对技工、技师的需求也很大,在珠三角、长三角,有开出6000到8000月薪的工人岗位。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具有技术素质的工人。现在我们关注农民工、城市下岗分流工人,当然没有错,但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在整个工人队伍结构多样化的今天,不能拿处于技术含量低端的这一部分劳动者,来作为评价工人地位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依据。

  记者:我们说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指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技术型工人,比如联想、海尔等大型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

  郑功成:对。

  记者: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一个主体就是工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味强调埋头苦干蛮干的工人典型也是很少的,孟泰、王进喜、王崇伦,每个先进典型的背后都跟着一个甚至一串技术革新。

  郑功成:是的。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素质的工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前几年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劳工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说,劳工成本低只能是一个短命的优势!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劳工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背后有一种逻辑关系:较高的劳工成本背后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者制造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才是制造业强国的标志,“核心竞争力”也正由此而来。

  创新型国家是需要由亿万个具备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铸就的。今天,依然要肯定“咱们工人有力量”,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人有力量”、“知识工人有力量”、“创新型工人有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先进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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