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7年完成从归国学者到科技部长的晋升(图)

　　万钢六种

　　从下乡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海归、校长到部长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

　　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因为太忙，尽管每天早晨八点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未没确定过，所以，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当然，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人，2000年回国，从普通教授做起，工程中心主任、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一路走来，七年时间，他成了共和国的部长。

　　这个人，就是万钢，一个55岁、算不得魁梧的中年男人。

　　“我现在还是同济大学的校长。”万钢说，尽管已经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可他依然希望以同济大学校长的身份接受采访。

　　作为35年来第一位非中共人士出任的正部级领导，许多观察家将万钢的任职解读为“政改的信号”，然而万钢却淡淡地说，在新的岗位上，他需要“学习，再学习，包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

　　万钢说，他知道被任命为科技部长的消息，也仅比公众“早了十多天而已”，而且这一重任让他“诚惶诚恐”了好久。

　　“实际上，中央已经考察一年多了。”万钢说。

　　少年万钢

　　万钢的故事要从1969年说起。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他从繁华的大上海踏上漫漫“插队”之旅。

　　要去的地方叫吉林省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春天铲地，头上包着纱布还被蚊子叮得满头冒火；夏天种谷子，蹲着跪着爬着，一头汗，满脸泥；采石头，把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石头撬下来……”

　　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少年会成长为共和国的部长，乡亲们只知道，这位上海小伙干活很拼命——他想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

　　插队六年半，万钢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锄地、扶犁、赶马车、出纳员、会计……

　　1974年，吃苦耐劳的万钢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二十出头的他问党支部书记，“我爸妈都是反革命，铁案，你知道吗？”

　　党支书回答：“支部早就知道，重用你是因为你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耷拉脑袋，不定哪天，你爸妈又成了功臣呢。”

　　万钢说，他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朴实可爱的乡亲们，“人心换人心”的道理在那时有了深刻体会。

　　学生万钢

　　1975年，作为全省唯一一名“黑五类”分子子女，万钢被乡亲们推荐进东北林业大学学习。

　　他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物理学教研室主任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使命，国家建设缺不了人才，经过十年“文革”，社会更需要知识。

　　4年后，万钢考上同济大学的研究生。紧接着，国门重开，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万钢“记不得到底经历了几轮考试”，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4年，他踏上留学德国的飞机。

　　万钢要去的是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Clausthal)，该校具有两百多年历史，有个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PNDS考试（德语入学考试）。

　　年轻气盛的万钢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了几个教授和万钢聊，问了很多问题，结果，万钢真的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PNDS考试而直接入学的外国留学生。

　　总结这件事，万钢得出经验：在德国不要过分谦虚，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求，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努力争取机会。

　　国外的新鲜观念也时刻冲击着万钢的心灵。一次，对门同学过生日，老爸送了架飞机作为礼物。晚上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万钢和同宿舍的人感叹：这个同学真有钱！

　　不想，同宿舍的德国学生纷纷不以为然：那是他爸爸的钱，又不是他的钱，钱自己挣才是本事。这也让万钢很感慨。

　　1990年，万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方法，这一研究为克劳斯塔尔大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该大学的后继研究更是为该理论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2005年，万钢到德国访问时，下萨克森州州长授予他“铁十字勋章”，表彰他在博士论文中开发的低噪音设计，整个州只有两人获得过此项殊荣。

　　工程师万钢

　　博士毕业，尽管导师很希望他留校任教，可万钢觉得这么多年来学习、积累，应该是到工业实践中去检验、锻炼，而不是留在学校。

　　“我的个性是越是有风险，越能激起我创新的激情。”万钢说，面对导师的盛情邀请，他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在公司工作期间，兼任学校一门课的授课工作。

　　万钢去的是德国著名的奥迪公司，从普通的工程师做起，因为 “喜欢呆在基层，在办公室呆愁眉苦脸的时候，到外面去跑跑，就有灵感了。”

　　从1990年到2000年，万钢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15项技术关键课题，参与和主持的轿车车身油漆车间建设（投资额5亿马克）和轿车车身生产线（投资额7亿马克）两项重大工程，得到德国汽车工业同行的肯定和认同。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指着自己黑色的奥迪车，万钢自豪地说。

　　奥迪工作期间的万钢还是各种社团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96年，他和其他同济大学校友一起，筹办成立了德国同济校友会，担任首任会长；1999年，应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他组织了德国汽车工业界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访问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轿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熟悉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为他日后回国创业增添了不少便利之处。

　　海归万钢

　　2000年12月23日，西方圣诞节的前夜，在奥迪打拼了10年的万钢，在收到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后，毅然辞职。因为“与其在德国做清洁能源汽车，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这或许更有意义。

　　万钢说，同济老校长李国豪先生有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

　　那还是在德国，李国豪去访问，他负责接待，李老对他说，“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回国来做贡献，可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于是，万钢成为一名“海归”。

　　回国的第一年，万钢被科技部聘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同时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了该专项中技术最为复杂、任务最为繁重的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任务。

　　2002年5月，一辆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春晖一号”诞生，并在当年11月初举办的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广受好评；

　　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

　　2005年12月，由他主持的上海市“科教兴市”重大项目——“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打下了第一桩。

　　德国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曾在万钢回国后，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看到他研发条件非常简陋，表示不解：“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来时，科勒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按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我回来前没有先在国内签任何的工作合同，也没有任何公司开出高薪聘请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万钢说。

　　校长万钢

　　研究成果迭出，万钢身上的职务也与日俱增：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2004年，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开始扮演一个他从未担当过的角色。

　　“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无党派人士。”万钢教授认为自己当校长“破了规矩”。

　　他的朋友和同事说，正是这种长时间国外大企业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长职责的过程中，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会不时显现出企业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校长所欠缺的。

　　主持学校工作后，万钢提出学校也要重视经营，要“自觉把985科技平台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细胞，要让它自觉地向社会公众开放”。

　　在万钢看来，德国的学校和企业之所以能有很好的结合，是因为德国的企业始终在做自主开发，它们做得越深，越需要总结和进一步研究，所以学校的研发始终是企业的一种需求。“中国的汽车企业只要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也就会跟学校越来越近。”

　　2004年，同济汽车学院搬进了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内，按照万钢的规划，未来将把和汽车工业相关联的院系，如机械学院、软件学院、交通学院、电信学院、管理学院、材料学院等都迁入这个校区，实现 “以学科链带动产业链，用校园内的学科带动校外的产业。”

　　如今，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附近已经形成一个“环同济设计产业带”，年产值近三十亿元，这让万钢很开心。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两年前，同济大学启动百年校庆筹备工作伊始，他便提出要以已有的“设计产业带”为基础，在对校区及周边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打造“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几年以后，将经济圈内的年产值提升到百亿元。

　　部长万钢

　　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

　　“很早就有民主党派的人士会出任正部长的消息，但谁都没想到会是万钢。消息出来后，再仔细一想，确实没有人比万钢更适合科技部长。”一位从万钢归国便与其相熟的朋友说。

　　这位高层人脉颇为丰富的朋友还认为，万钢的胜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最高层有让民主党派出任正部长的想法”，其次才是万钢本人有胜任这个职位的能力。

　　“这也离不开一些科技部领导的举荐。”这位知情人士说，由于工作关系，万钢和科技部的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关系都很好。

　　一次，徐冠华在上海调研，有人问：“汽车工业怎么发展？”徐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问同济的万钢老师。”

　　亦有消息人士称，2004年底万钢曾经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讲解，题目为“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这也为其步入部长高位加分。但亦有熟悉万钢的人认为，这充其量“只是对其有利的一面，不能作为其升任部长的主要因素”。

　　接受本刊采访时，万钢表示，对于部长这个从未涉足过的岗位，他的态度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不断地学习，“因为，人永远是集体中的一员”。

　　“最危险的，就是带着一个特别好的心态，目无他人去工作。”万钢说，当科技部部长，自己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政府工作经验。

　　的确，刚刚履新的万钢，不仅要面临从专家到官员的转型，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最重要的，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创新的体制弊端，也将是他执政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难题。

　　而在同济大学的师生看来，5月20日学校百年校庆，4月底校长升任部长，这是“送给我们校庆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