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

　　一般人都以为新闻是真实的，新闻的生命是客观性；但是，很少有人明确知道新闻报道的根本属性是主观性。客观事实与新闻报道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与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

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

　　前不久，重庆市“杨家坪拆迁事件”报道中，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到“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就明显地反映了传媒机构是怎样在炒作和煽情。这一称谓的变动轨迹也生动地揭示了新闻报道的主观性。

　　明白这个原理，我们就会冷静、客观地反省“杨家坪拆迁事件”报道的是与非。

　　实际上，将拆迁户称为“钉子户”，本身就是对百姓的维权意识，包括对百姓物权观念的不尊重。“钉子户”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它是暴力拆迁、强制掠夺百姓财产的遮羞布。其实，百姓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拒绝拆迁，即使提出过分要求，亦不违法。不能因为开发商拆迁而百姓不愿意，我们就跟着开发商称百姓为“钉子户”。“钉子户”的称谓无疑是一种歧视，但我们媒体却不自知，反而自诩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总是害怕处于孤立位置，当自己意见处于少数派时就不愿表达，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更有优势。在“杨家坪拆迁事件”中，许多媒体的报道都陷入了“偏离放大螺旋”的怪圈，即报道主题与事件性质本身在不断偏离，事件的冲突面在不断放大，夸大、扭曲、象征等因素在传播报道的框架中使得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反应发生作用。杨武、吴苹夫妇的拒绝拆迁被部分媒体误读为一种对抗政府和开发商的“义举”。这一“义举”随着事件的发展，在法院判处强制拆迁的当日和在杨武将国旗插上房顶的刹那“升华”到高潮。在国旗、“钉子户”、“孤岛”等符号化象征意义下，杨武、吴苹夫妇被媒体炒作成坚持正当利益的“闪光钉子”，开发商被塑造成只图经济利益、不顾群众生产、生活的奸商，而重庆当地政府显然就成了不作为的代表，九龙坡区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更是火上加油，引得国内外众多媒体守株待兔，怀着各种或正常或反常的复杂心态就直盼着强制拆迁那一幕的发生（要是强制拆迁中双方发生冲突那就更有味道了）。

　　俗话说：看戏的不怕搭台高。因为市场利益的缘故，一些媒体一味追求吸引受众眼球，尽管明知“杨家坪拆迁事件”涉及公众利益和政策法律，却仍然肆意渲染事件的矛盾来迎合受众，不仅置双方和解的多次谈判、重庆政府在事件上的宽容和努力于不顾，而且在无形中故意夸大和凸显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或明或隐地引导和营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于是在“重庆最牛钉子户”被大肆报道后，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尤其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场，偶有不同意见，便会遭到围攻、斥骂。

　　随后，各地类似的“钉子户”也蜂拥而出，一时间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新闻传媒的责任除了报道事实，还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责任。这一点，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国情要求媒体必须维护大局、维护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因此，媒体如果真的是“同情拆迁户”，也不应一味去传播拆迁户的弱势，而应该帮助其寻找协商解决的出路；否则，媒体对社会添乱而未帮忙，最终使拆迁户成为媒体炒作的牺牲品。媒体倒是赢得了受众和经济效益，最后吃亏的却是社会和拆迁户。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媒体对重庆市“杨家坪拆迁事件”的关注也不乏积极意义。媒体对此事件的“充分”报道，让全国受众对拆迁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权利的滥用、合理安置和漫天要价、商业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等问题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对专家与群众意见的报道，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法治建设完善的作用，尤其是提出了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为今后拆迁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舆情参考意见，亦为立法的完善和司法解释出台奠定了真实民意基础。

　　重庆市“杨家坪拆迁事件”最终圆满解决，法学家将之称为“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而针对事件的种种不负责任的“炒作”，新闻媒体也值得反思，汲取教训，成就一个新闻传播学意义上“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