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杨宪益油画肖像。
作者：傅靖生
我看惯了舅舅杨宪益蓦然回首的神态，那么淡泊，那么平静，像是看穿了这往日百年和周遭的百年事态。正是这眼神召唤我一次次地排开拥挤的胡同游客，一次次地去叩响小金丝胡同6号那只锈迹斑斑的门环。
4月13日下午，舅舅出院后我第一次去看他。踏入狭长的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两层砖房门里和煦的阳光穿透了南窗。舅舅如常地坐在沙发上迎接我，这满面泛红的气色，谁能相信，春节前后老人家刚做过30多次的放疗？
自然舅舅习惯地先要关心来访者，他问我：你腿好些了吧，又说不开刀了就好。
自从我被诊断出腰椎病后，妈告诉我舅舅非常的惦记。今天在他面前我即使还有点疼，也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免得他担心。
舅舅的病是去年秋天查出的，一时间大家无法接受。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老太太们真是心急如焚！就像5年前一次体检，早就查出前列腺有问题，可病人偏不在乎。久而久之，我们甚至都以为是误诊。他照旧不定期地出门去和老朋友们聚聚，我也照旧时不时带些新朋旧友去拜访他，希望通过问候、讨教或是采访给他解解闷儿，带给他一点快乐。
可这回舅舅对新添的病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几次住院都是他自己要求的。从肿瘤医院转到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肿瘤中心，舅舅二话没说，乖乖地住进病房，哪怕没有单间、哪怕是再简陋不过的地方。他随遇而安，平和地与同室的病友交往，短短几天竟让对方受到感染，佩服得五体投地。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邵燕祥曾这样形容：“宪益的学问从不写在脸上。”
的确，舅舅从不以学问大压人。有人说他和乃迭舅母翻译了百种以上中国古典及现、当代名著，也是“国宝”。而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权的概念，更不会去索取。舅母刚去世，他就要求搬出友谊宾馆，在他看来，多得什么是很羞耻的事。
2007年1月29日下午4点，舅舅第一次做放疗，只有我和护工小薛少数人见过那种胆战心惊的场面，然而他却很泰然。当天，主治女医生对我说一定要加强营养，于是我开始了隔天送汤的日子，也拥有了向两位老太太汇报真实情况的条件。
舅舅病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几位平时并不多露面的朋友去医院看过他。社会科学院的叶廷芳、身怀六甲的三联周刊的李菁执意也要去。薛鸿时一直为自己曾翻译过舅舅的英文自传（后定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感到荣幸。这些晚辈朋友舅舅并不熟，甚至过后不大能叫上名字，他自己虽很虚弱，仍保持着礼貌和微笑。
出院后的舅舅又重新坐在沙发上接待来访了。这天下午几个朋友走后，我继续一边给他画像，一边面对面地聊天。他先告诉我：“苗子太太的身体不行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两天后，郁风阿姨真的走了。我知道他谈起这些，表面很平静，其实心里是很难过很惋惜的，一如前几年他对冯亦代、吴祖光、朱光潜、严文井等已故的老友。
沉默了片刻，一向关心支持我写书的舅舅，这时忽然说：“你应该给你的爸爸写本书。”我愣了一下，马上向他提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舅舅，你认为每个人到晚年，是不是应该留下本传？”
“那当然。”他肯定地回答。
“是自己写，还是别人去写呢？”我又问。
“别人写更好些。”他说。“王世襄最近有本书，就很好，是苗子他们，朋友们写的。”显然他在赞扬。
议论写传的话题有几年了。我几次去看他，他都提到以前写的自传内容不全的事，尤其是他在国外的生活，没有日记，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很大的遗憾！这次住院后，近年负责为舅舅编译自传新版的李晶把书稿带到了病房。恰好那天他好容易搬进了单间，总算可以有空间坐下来亲自校稿了。他难得戴上花镜，埋头翻看着，一丝不苟地就像在认真审阅自己92年漫长的人生道路。
我懂得一点：无论怎样，舅舅这辈子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由衷的！
我告辞走出屋门，迎面院墙上孩子们画的金鱼壁画系列已经斑驳，又一年的花儿盛开。舅舅在这座中西合璧的胡同建筑里经历了寒秋、暖冬、雨和雪，还有沙尘。真好，他终于熬过来了！此刻，留在客厅里的老人继续安详地端坐在那张先是深蓝色、后来又改为玫瑰红色的沙发上。米色的开襟毛衣，深冷色的长裤，不分季节，永远要穿布衬衣。烟还抽，已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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