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各指标全面超越珠三角 重返经济舞台中心

　　推倒那堵“看不见”的墙

　　早报记者 刘秀浩

　　《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经济区融合转型研究》调查显示，现行的行政区划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

　　报告指出，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体制创新、拓展对外开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为了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经常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划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堵“看不见”的墙，行政边界构成了阻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壁垒，也成为阻碍我国城市经济区形成与快速发展的巨大障碍。

　　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行政区经济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负面效应更是巨大，引发了很多问题。首先，行政区经济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产物，其经济运行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导向。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以一个区域的“不经济”作代价。由此，引发不同行政区经济上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其次，行政区经济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此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三，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圈、城市群的崛起与发展有赖于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只有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良好的相互关系，才能在空间上跨越行政区的界限，形成城市经济圈。现行的行政区划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

　　调研过程中，在回答“贵公司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市是否遇到地方保护主义？”这一问题时，共有2372家企业做了回答，其中555家表示遇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占回应企业的23.4%，而另外76.6%的企业并没有遇到地方保护主义。

　　报告作者分析，关心一个区域地方保护主义是否严重，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该区域有无地方保护主义，以什么形式存在，以及怎样才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长三角一体化三种猜想

　　在《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经济区融合转型研究》的报告中，列举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政府手段可能实行的三种模式。

　　1.长三角经济特别行政区

　　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长三角经济特别行政区”，在不改变原行政区划的前提下，由国务院牵头，三省(市)共同协商，消除各地财政边界。“特别行政区”内以合并的当年财政收入为基数，按各地财政收入在区内所占比重为依据，确定财政分配份额，并划归原属省市政府使用。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一体化方案。除了具有操作性差的根本性缺陷外，最主要的是没有真正解决涉及到现有地方政府使命与功能的改革。财政边界不等于行政割据边界，即使消除了财政边界，也不等于就消除了长三角的行政割据边界。长三角地区（全国其他地区也不例外）行政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在市场体系发育不良的前提下，对地方政府的发展功能定位不当造成的。地方政府在市场运行中“越位、错位、缺位”的根本原因，既与竞争性国有经济的大量配置有关，也与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有关。

　　2.长三角经济协调管理局

　　类似于原“上海经济区规划办”，由国家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管理局”，该机构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着眼于构筑区域经济总优势，对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统一规划、协调和实施三角洲内经济事务。赋予“协调管理局”规划、决策和协调的职能与相应权限，以避免“规划办”只有协调职能，却无决策权力的尴尬。这是一种相对较为温和的一体化方案。这一方案涉及到现有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调整和改变，具体来说，一是要上收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二是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成立一个凌驾于省级地方政府之上的新的权力机构，三是要增加新的行政运作成本和承担非常复杂的协调事务。

　　3.扩大上海行政版图

　　在比较流行的两种方案之外，第三种方案已经引起部分海外媒体关注。据说这种方案“建议中央考虑扩大上海行政版图，将邻近的江苏昆山、浙江嵊泗等市县纳入上海行政区划，实现长江三角洲龙头扩容”。与上面的两种方案相比，第三种方案是一种间接的方案，有点“围魏救赵”的意味，同时也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的方案。这一个方案虽然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比如上海的发展空间、上海及周边产业群的整合与升级等，而且从历史到今天，这些地区经济上与上海的联系本来就非常紧密，打破行政区划可以得到制度方面的许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