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在湘江大道，一名驾驶员将脚架在车窗外休息。小刘军 摄
湘江风光带上，几名男子竟蹲在石球上。
编者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谈及长沙，身处其中的长沙人可以头头是道。但也正是由于身处其中，所以对自己的认识可能并不全面。跳出庐山看庐山，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当前省会长沙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本报特推出“外地人看长沙”系列报道，试图通过外地人的视角来审视长沙市民的素质，通过外地人的视角与感受，帮助长沙市民自己进一步认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从而促进市民素质的提高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
饮湘水食湘粟逾20年，自度早已“蜕变”为湖南“骡子”，今却以“文明”视角，努力睁开心中那只“外地人”的眼来看长沙人，心中委实忐忑。言语唐突之处，还望父老乡亲海涵。作为视长沙为第二故乡的北方人，自度已亲历、见证并参与了这座文化与文明之城的发展与进步。而文中所说文明瑕疵之处，发生在极少数长沙人身上，不足以以偏概全，但其个体的不文明行为，实在有损长沙城市与人的整体形象，在长沙继续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中，实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包容大气，长沙人最可爱之处
今年4月，笔者曾在深圳会晤某长沙老友，此公手下的两个副总经理都不是长沙人。他说：“做事和乡情是两回事。不能事无大小以老乡划线。”
文明城市的创建首先是对这个城市乃至居民包容性的考验，这种包容性不仅是对外来族群心理上的接纳，也是一种文化的大度，而地域性歧视和排外与海纳百川的现代都市文明是相去甚远的。作为一个在长沙工作了20年的外地人，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长沙人有这种小市民的嗜好。继承了汉唐开放传统和儒家兼容精神的长沙人，在对待本地人或外省人的态度上，很难让你察觉到有什么不同，在一些细节上甚至对“外省人”还会多一点关照。今年四、五月份，先后有4个外省的旅游促销团来长沙促销，他们一再强调的就是深深感受到长沙人的热情好客。笔者曾多次听人评说，长沙人不“抱团儿”，即使身处他乡。长沙人之间虽说也很有亲近感，但不像有些地方的人特别“认老乡”，而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而我认为，这正是长沙人脱离小农意识的体现，没有这种包容大气，近现代哪能产生如此多的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历史的长沙人？这种包容大气也正是长沙创建文明城市的精神基础。
文化素养：两极分化的长沙人
几天前，市某旅行社导游说了一个小故事：长沙一旅游团到法国参观举世闻名的卢浮宫时，有些干部竟然“懒进得哒！”，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而被警察训斥。领队睹之心生悲哀，无言以对。
湖湘文化，长沙乃首善之地。高校林立，自有饱学之士；社会贤达，更是满腹经纶。从个体来说，出现了很多在科学、文化、艺术界颇有建树的时代才俊。而另一方面，在社会行为体现中，少数人又往往表现出素质欠佳。笔者看到，在外地旅游时，餐厅内喉咙最“粗”、嗓门最高的不少是长沙人。在广西北海，笔者曾询问当地导游对各地游客的印象，她们说最喜欢长沙人。何故？“北京、上海，尤其是外国游客，放下背包就往海里跳，你们长沙人一来关上门就打麻将，不会出安全问题，我们可省心了。”
旅行社普遍反映，娱乐项目为主的地方最受长沙人喜欢，而一些需要身体吃点苦头、和我们日常生活反差较大的地区，对文化含量较高、需要一种更深层次思考感受的线路，好安逸、好热闹的长沙人就不那么喜欢了。爱玩、会玩自然是长沙人的优点，比如“超女”就玩出了很大的动静。但我想，如果一个城市文化的主旋律是“玩”，与千年古城的厚重就不那么对称了。我们创建文明城市，除了保持长沙欢乐活泼的特色，更应该使人感受到一个文明古城的儒雅。历代长沙伟人的成长都依赖于这座城市深厚的文明土壤，珍惜、培育这种文明基因，也是城市的历史责任所在。
公德意识，从“文化人”开始加强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烈士公园内乱丢垃圾的严重程度曾让省假日办执行主任说出了“令人忧虑”的话。事实上，此种劣习的普遍性更使人感到沉重。
记得初到长沙时，最不习惯的是太多的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和开会时下面集市般的喧闹。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也有这个“嗜好”：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男卫生间内小便后不冲水的现象就十分普遍，我就不止一次亲眼看到读过大学的长沙人在酒店昂贵的地毯上吐痰。一个都市的文化人，自有在社会公德上率先垂范的义务，如果最知道文明词汇含义的文化人都这样，那别人怎么办？
其实，那些便后不冲水，从汽车里随手往道路上丢烟盒、饮料瓶和废纸的人，在自己家里是很“文明”的。长沙人是很讲究家庭卫生的，谁家中不整洁是会被人讥讽的。那么，为什么一出家门就变成“野蛮女友”了呢？笔者认为，一个真正文明人的重要标志就是他是否具备公德意识。不久前在杭州西湖，我与省会同行有过一次有趣的“巧遇”，在洁净美丽的西湖苏堤上，突然发现前方椅子下有一堆非常刺眼的果皮垃圾，同行调侃说，一定是没有卫生习惯的北方人干的。走到跟前一看，在垃圾当中，赫然掺杂有槟榔渣滓和丢弃的盐姜，一个槟榔袋上清楚的印着长沙某知名槟榔店的名字，虽不能确定，但至少长沙人颇有“嫌疑”。
城市性格也要“与时俱进”
近日翻阅资料看到，已故历史学家、湖南师大教授林增平先生在论述湖湘人性格特征时曾说，湖南人继承了许多作为移民后裔的性格特征：不服输、不信邪、富有开拓精神、好勇尚气等。作为身处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沙人当然更是如此。先生的这个观点显然也是长沙人“敢为人先”精神归纳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有没有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地方呢？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敢为人先”主要是敢于创新、开拓。但反映在民风上，过于争强好胜，也极有可能产生一种狭隘的“霸气”，甚至表现为市井间的争斗频仍。创建文明城市的根本含义是创造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文明。而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各种文化交融交流的当今社会中，除了保持一种创新精神外，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窃以为更需要一种协调、宽容甚至是退让，在敢为人先的性格基因上多融入一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大度。事实上，片面强调敢为人先，弄不好就成了处处争做“老大”，甚至盲目自大。几天前，笔者在苏州历史博物馆看到一段史籍记载很受启发。文章大意是：战国时代，印象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竟然是“悍勇好胜，争斗敢死、权变机诈……”而近现代的苏州人却早已成了性格温和的别名。没人能完全说清楚这种性格转变是在什么时代、因由什么原因完成的，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胚胎萌芽于此，当代经济建设又名列前茅的现象，使人对其城市性格的转变产生许多联想。在我们缅怀长沙先辈敢为人先、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时，如何从历史进化的角度上全面理解这种雄风所在？如何完成从敢为人先到能为人先的转变？窃以为，是值得深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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