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美两国政府间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成为两国间一个机制性的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应当从中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策空间。”
5月22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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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顺差不是中国强加的
“首先需要做的是协调观念,不能让美方总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对中国提出超前要求。”
潘锐说,无论此次双方会就哪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都不会满足美方的全部需求。因为美方提出并贯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高层战略对话,以达到中美贸易平衡这一“最高目标”,而这才是美国想通过对话获得的东西。
潘锐说:“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华出口不足是由于中国国内需求太低,如果中国能降低储蓄率,那么美国对华贸易出口自然就会得到提升。这种看法是单方面的。中国对外出口确实占了本国GDP的相当大一部分,而美国正好相反。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建立医疗保险、失业保障等制度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大幅降低储蓄率。”
他说:“这是一个国情问题,就像美国老百姓不可能在已享受到成熟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还去银行大把存钱一样。美国的贸易总量,当然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内消费。”
“还有就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不是中国强加给美国的。实际上,中国的低价格商品,也在为美国老百姓生活服务。另外,每年2000多亿贸易顺差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设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产生的,它们把利润送回美国,而把数字留在了中国。”
“所以,这些就需要沟通,尤其是需要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说清楚,不要动不动就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说事。事实是,中国一直在努力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主要任务并非说服美议员
实际上,早在去年9月的中美经贸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就指出,美国在华企业应对中美巨额贸易顺差“负主要责任”。他还首次援引数据指出,外资企业顺差占中美贸易顺差总额的73%,如果扣除这些因素,中美贸易实际上是平衡的。
但摆在中美两国账面上实实在在的2000多亿美元数字,却成了美国政府、国会对华“兴师问罪”的主要根据。
对此潘锐认为,吴仪副总理的任务真的很重,但她的任务不应当是说服那些主张对华强硬的美国国会议员,而是要通过会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机会,为中国赢得本来就应属于中国的发展机会,如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回应美国官员质疑时也曾表示:“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能卖中国一架航天飞机,抵得上向中国出售几十架波音飞机,并且可大大改善中美贸易关系。”
潘锐还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对华关系(不仅是经贸关系)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目前,民主党对华施压有加大的趋势,但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美方的‘高要求’是为了从中方得到高回报,议员们的要求也不会无限制提高,其‘最高点’,就是美方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最大利益。”
“不过从当前情况看,美国国会未来通过对华不利经贸决议案的可能性还相当大,将中美经贸问题引入政治领域的趋势值得注意。”
如长期对华持强硬姿态的纽约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就在吴仪抵美前表示,中国对美大规模采购并不能解决问题,“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改变游戏规则”。言下之意,中方要对美做出更大的让步。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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