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秀才秘书”和某些官员的“奴才秘书”

　　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被公认为是毛泽东的三大秘书。这三个秘书都是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是“有学问”，他的三位秘书都是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而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由于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不止一次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周围的人提起他的秘书，用的都是这样的称呼：“大笔杆子”、“党内秀才”。

　　“秘书”，顾名思义，是掌管文书、协助机关或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秀才”在中国，是对读书人的一种尊称，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引用过一句俗语：“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足见“秀才”二字在主席心中的位置。从工作性质的角度讲，秀才于秘书，简直是配而套之的了。而“秀才”作为读书人的代表，这字眼里也当然蕴含着读书人的品质：人品高尚，情趣高雅，气节高傲。而这，又正合了毛泽东的标准和要求：秘书必须有思想、有学问，必须兴趣高雅、博览群书，必须善于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必须人品良好、忠厚老实。

　　事实上，毛泽东的秘书们也是这样的。胡乔木久处政坛，一辈子献身于党的理论文献和思想宣传工作，品碑甚佳；田家英才华横溢且刚正不阿，在那特殊年代英华凋谢，让后人怜惜、扼腕而叹。陈伯达在文革中思想左倾，犯了路线大错，但就其对党的理论的贡献及个人人品，人们也是予以肯定的。更不用说这些秘书们从来没有假主席之名、打主席旗号在外耀武扬威、招摇撞骗，谋取升迁和渔利之事。秀才就是秀才啊！

　　较毛泽东时代，现代中国政坛上的秘书逐渐多起来了，多到一县之长也配上专职秘书了。而秘书的来源渠道也复杂：有社会公开招考的，有单位部门推选的，有毛遂自荐的，有熟人介绍的，当然更多可能还是领导自己选的。领导不同，志趣有异，选人的眼光也就有各种各样的了。自然有优秀的人才被选拔，虽难有乔木、伯达、家英之奇才，但掌管一地、一单位之文书，做领导的助手与参谋，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在选拔秘书和使用秘书的过程中，我们有些领导却与主席的标准和要求大相径庭，既不看才华，更不重人品，看的是那人的嘴把自己吹得心里舒服，重的是那人的手把自己拍得身体畅快。更有甚者，是出于自己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谋求一已私利。

　　据说，程维高由河北省省长改任省委书记时，原秘书吴庆五竭力推荐李真接任。李真在省政府口碑不好，为人轻狂，程维高本是有所耳闻的。但吴庆五这样评价李真的：“第一，李真是地头蛇。你(指程维高，下同)是外来户。要想在河北更有发展，必须启用李真这样的人。第二，李真有背景（后来查明，许多是李真拉大旗作虎皮的），可以帮助你在上层活动，使你更上一层楼。第三，李真有能力，你可以利用他镇住一批人。”吴庆五的话很明白：说白了，你程维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利用他，如奴才一般地使用，让他为你的仕途铺路搭桥，至于其它，嘿嘿！程维高果真就用了李真，李真也果真使用了奴才惯用的溜须拍马的手法，将程维高伺弄得舒舒服服，从而让自己也官至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局长。但程维高有所不知，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奴才的另一付面孔，那就是比主子还主子了。等到李真一朝大权在手，贪污腐败，受贿索贿，无所不为，终于东窗事发，把主子也拉了进来。也许程维高此时才明白：奴才啊，毕竟只是奴才。

　　毛泽东的“秀才秘书”和程维高的“奴才秘书”，一种天上，一个地下，是秘书中截然不同的典型。而眼下更多的领导秘书则夹在“秀才秘书”和“奴才秘书”之间，一方面，秘书们既要按秘书工作的要求完成公务，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领导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甚至私生活。而领导们往往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生活里过多地依赖着秘书，这就给秘书们由“秀才秘书”变成“奴才秘书”提供了土壤和机会。领导们要不要配秘书，目前党内和社会上都在呼吁，各级领导干部要丢掉秘书这根“拐杖”，折断“拐杖官员”头脑中残存的特权享乐主义拐杖，让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彻底解决领导干部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即使工作需要，配备秘书，我们是要“秀才秘书”好呢，还是“奴才秘书”好？学一学伟人毛泽东挑选和使用秘书的观点和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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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网-党员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