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梁慧星
蔡昉
陈光金
卜宪群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这个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地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高的特征。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在这个转折点上或区间里，已经或预期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引起劳动力成本提高。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作为相对滞后的反应，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年—2015年期间，仍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加上结构性等因素的影响，丝毫不会降低城乡就业的压力。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对中国经济很快就会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与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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