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车祸7天后死亡不占指标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往年基础上适当降低，并在年初公布，2007年“全国死亡总指标”相对指标即“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指标分别是0.51、3.17、5.7和1.923。

　　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拖过7天！

　　它的每次发布，都如同投下一颗“舆论炸弹”。

　　2007年的“舆论炸弹”，是被4月末公布的“北京市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引爆的。这里的死亡人数已精确到个位———指标规定：北京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应控制在1733人之内。

　　每年年初，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要给出该年度的“安全生产总指标”，包括工矿商贸、火灾、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等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在这个“总指标”中，再分别给出各项事故的指标，并把不同的指标下放给各个系统。

　　各省以此类推，再把这些指标分解下放到各地(市)及省直属企业，而各市、县最终把指标下放到具体企业。例如，2004年山西省大同市获得死亡指标54人，分配给省属大同煤矿集团的指标是23人。

　　此间最关键的环节是：2007年的“全国死亡总指标”是如何算出来的？记者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指标分为“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即“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往年基础上适当降低，并在年初公布。

　　而安监总局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对各省下达的绝对指标源于该省前3年意外事故死亡人数总和的平均值，再加以“微调”———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公式，对此进行计算。但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一年的“死亡指标”一定少于上一年。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地区、行业和单位都有死亡指标。一些省区对近年没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行“零指标”控制，“一个都不能少”。

　　“死亡指标”诞生只有3年，但在中国“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一路飙升———2006年，被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陕西《华商报》报道，该省安康市曾在其所辖的10个交警大队中开展“争优”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不能超过前三年的平均数。为达标，平利县大队出现了瞒报现象，该大队负责人因此被“双规”。

　　“天灾、人祸难以预料，如果分摊到最基层并规定得过于具体，会带来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系主任毛寿龙说，“比如，北京朝阳区今年的交通事故死亡指标是6人，朝阳区交警队即使对本区车辆严格管理，对司机加强教育，但海淀区的司机到朝阳区撞死了人，那也要占朝阳区的指标。同理，朝阳区某人到海淀区扔下一个烟头，酿成火灾与人员伤亡，指标则要算在海淀头上。”

　　另有了解内情的人士称：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至少能拖过7天！如果事故发生在12月末，为完成保证当年的指标，交管部门会全力抢救———拖到次年1月，就可以不占指标了。

　　“我们内部，尤其是基层，对这个指标也有些不同看法。”公安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他指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诸多偶然因素———比如伤员抢救时间、医疗机构的条件等。但现在的问题是，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力是否“顽强”，都要和当地官员的“荣辱祸福”息息相关。

　　山西某退休矿长则向记者透露，他们每年年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主管部门“沟通”，争取多给几个指标———这样更容易完成任务。

　　由于“死亡指标”的存在，煤矿地区还形成了“周边产业”。有神通广大的人士，在矿难发生后，为遇难者安排异地火化、安抚家属“禁声”，确保遇难者不占用“死亡指标”，为矿主“消灾解难”。当然，此举收费不菲。

　　2006年的指标下达时引起争议，国家安监总局有关人士曾出面澄清。这位负责人称：不是下指标要死多少人，而是不能突破这个数。“死亡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回避，但要努力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而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实行这些指标后，全国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之2004年，分别下降了10.7%和7.1%。其中有29个省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控制在指标以内。

　　据《南方周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