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谁为全球化中的中国利益负责？

　　重要的前提

　　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现在流行的全球化概念，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极不公平又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全球化要求的经济要素流动中，有一个要素是不能流动的，那就是人口。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低。所谓的“中国因素”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对教育重视的传统使西方现代文明一经普及，立即就被中国人所学习和热爱。因此中国现在拥有了最大数量经过现代教育的劳动人口。但人口是不能任意流动的，西方国家拥有选择权，把签证发给他们需要的人，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教育资源与财富积累的跨国转移。

　　不仅如此，经济学上的要素流动还包括西方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到中国，这些资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已经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并购。在资本的面前，决策者几乎很少能有不屈服的。在中国著名公司的名单里，我们已经可以列出一大批被跨国公司资本所掳去的名单。就算是不愿意屈服的如饮料企业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者，跨国公司达能都可拿出中国的法律使他处于两难境地。资本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世界是平的吗？是平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变平的前提是中国大部分人将生活在终日的奔波、无尽的劳作和污染的环境之中。而我们的辛苦劳作的成果，有相当部分随着西方高昂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富人迁移到国外去而流逝。

　　“低价”的困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在农业人口还占到一半以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转移了农业人口，而世界得到了更为便宜的商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在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副产品：我们生产了太多的廉价低技术产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破坏了自己的城乡环境，而且破坏了全球的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许钢铁行业的例子是最容易看清中国现在面临的僵局了。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累积起大批钢铁企业，建立了全球数一数二的产能。但是这些令人自豪的产能数字给中国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财富。相反，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是全球三大铁矿石公司对钢铁原材料的集体涨价。而当这些企业买进了高价的原料后，它们生产出的产品却因为是初级产品而面临国内外同行的竞争而连提一句涨价的勇气都没有。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钢铁企业，都只能寄希望于自身压缩成本和技术进步来消化成本的上升。但技术进步又谈何容易，最简单的，无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企业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压缩成本的努力，有观察者已经谈到，甚至连企业的门面——接待室里的空调，都必须由相当一级的主管来决定是否开启。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僵局，似乎没有人掌握着解开这道难题的答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规则早已由发达国家制定完毕：技术应由专利决定，中国作为后进国家是一个付出代价者；利润由资本构成决定，中国因为金融体制上的落后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甚至像娃哈哈与达能这样的争议，结果也早已注定，现代法律体系已经成形，中国法律也基本将沿着差不多的道路前行。

　　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分散的企业在面对垄断的西方上游原料企业和下游零售企业（如沃尔玛）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土壤上一发酵，人们发现低价、更低的价格成为中国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逃税、使用童工、逃避环保费用、延长劳动时间、故意采用家庭作坊而不是大工厂化生产、故意使用人力而不是机械化生产，种种闻所未闻的手段在中国企业里都纷纷出现了。

　　片面地追求低价前提下的盈利使中国正在扩大的教育规模成为一种多余，也使追求技术进步在中国成为一种不经济的企业行为，因为有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和农村家庭急于通过工业化致富。在这样的前提下，除了福祉的增进，全球化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一个陷阱。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掌握了相当一批产品在全球最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不管是鞋子、衬衫还是钢铁，世界对中国产品已经形成了依赖。对于中国来说，是如何利用这种依赖，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也为本行业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