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中美经济成熟对话

　　《瞭望》文章：中美经济成熟对话

　　在西方舆论一片悲观预言声中，持续两天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多项进展和成果。

率领中方代表团的吴仪副总理和率领美方代表团的财政部长保尔森都评价这次对话取得“成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好的合作平台，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比较成熟。

　　《瞭望》文章：寻找双方利益交汇

　　从对话的成果中，能够感觉到双方寻找利益交汇的努力

　　文/梅新育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豪华阵容、谈判前费时劳力的多方面铺垫工作等等，充分显示出双方的重视。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世界其他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全球经济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量使用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投入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

　　正因为如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那么引人注目；在此次和未来的协商中，中美两国对话者们不仅需要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负责，还需要向世界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扩大金融服务的潜在冲击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一经起步就发展迅猛并且不断显示着持续深入发展的深厚潜力，但起步伊始双方就摩擦频仍；它让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并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但双方却又相互猜忌。作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与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对于当事国人民及其政府，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增进安全，磨合中美关系、协调两国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协调又必定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

　　争端与贸易共进的中美双方都已确认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原则，但在任何谈判和对话机制中，当事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的具体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谈判和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都极为重要；对于互利之中有摩擦的当事双方，取得这种具体成果尤其重要。正因如此，此次对话前夕，美国财长保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式的成果。

　　但由于涉及利益重新划分，要达成这种具体成果注定是艰难的。突破这种局面，在最大程度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取得最大限度的实际进展，双方应当遵循如下原则：尽可能寻找双方国内都赞成的措施；对于需要某一方国内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某一方潜藏较大冲击的措施，则寻找潜在冲击风险最低的合适时机。

　　在此次对话中，双方围绕服务业、能源和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经过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一些近期性的具体成果尤其引人瞩目。会议结束当天，美国财政部从扩大市场准入、开放金融部门、增进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强化法制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此次对话的成果。审视这些成果，能够感觉到双方寻找利益交汇的努力。

　　在美方宣布的对话成果中，显然，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计划就便利中国旅游团赴美开展谈判等成果，在双方国内都没有多少异议；两国未来5年内在中国合作建立15个大型煤层气开发利用项目、开发清洁煤炭技术等成果更是功德无量。而某些成果则需要中国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中国存在较大潜在冲击风险，尤以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为最。

　　尽管金融深化、金融开放有其理论上的巨大利益，但此前我们已多次目睹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失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今年以来，火爆的资产市场、居高不下的本币升值压力，已使得联合国等不止一个国际机构向东亚发出了潜在危机警报，在这种情况下，此次中方决定将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特别是在国内。

　　其实，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度是长期方向，提高QFII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宣布提高QFII投资额度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并没有初看上去那么巨大。这首先是因为变相流入我国股市的国际游资规模已经不小，提高QFII额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追认现状之举，也有助于推动灰色资本流动显示在阳光之下。而“227股市波动”之后，3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账面统计数据大幅度缩减，也未必不是跨境投资者出走A股市场、回流海外的表现。这表明，A股大幅飙升已使跨境投资者降低了对A股市场的盈利预期，不少境外QFII基金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在这种情况下，提高QFII投资额度并不会立竿见影地导致巨额套利资本内流，冲击我国市场，更不用说额度提高的具体时间、步骤尚未宣布，其间仍然可以设置“防波堤”。

　　汇率不让步在意料之中

　　此次对话，两国相关部门不仅有责任选择正确的议题，而且有责任以合理的方式提出讨论，以便尽可能平稳解决提出的问题。仅仅解决问题本身并非“善之善者”，在不引起社会、市场巨大震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是“善之善者”；至于引起巨大震荡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最终也无法解决问题，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但遗憾的是，美方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某些行为方式恰恰造就了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其做法导致解决问题的难度“自我实现”地加大，甚至其选择的议题也是错误的。这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体现得格外充分。

　　就这个议题本身而言，单纯通过汇率大幅度升值调整贸易失衡，这种想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上世纪30年代美国实施《购银法案》强制中国货币升值、80年代《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结果恰恰提供了相反的论据，亦即海外要求人民币大幅度、迅速升值的“人民币升值论”，这个议题本身就有毛病。

　　就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言，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借助人民币汇率话题“敲打中国”，乐此不疲；投机者们也借机炒作，在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压力将导致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预期下，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输入套利游资，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这种“自我实现”的加大的压力，反过来又进一步给那些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提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口实。应该说，投机者们制造的“美国压力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空气，同美国某些势力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鼓噪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特别是在每次中美经济对话前夕，投机者们都要制造这种舆论。

　　某些美国政客、利益集团和投机者的想法堪称如意算盘，但事与愿违，惟其如此，中国方面越发难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步伐，反而需要放慢，因为这种自我实现的压力加大了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之后汇率超调的风险。而且，为了打破外汇市场上那种单向下注的舆论，中方还有必要在中美经济对话前夕调控市场，促使人民币汇率回落。

　　中方应向美方提出的问题

　　从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见，互利、平等协商、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指导原则日渐明晰。令人欣慰的是，从去年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到去年12月保尔森发表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直到今年5月17日，吴仪副总理少有地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都表明双方领导层认识到了双边经贸的互利性质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

　　而互利、平等协商的共识也需落实到具体的议题中。由于美国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事实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对话中，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的问题包括：

　　其一，美国如何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其二，美国如何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实业投资和金融服务业投资。

　　目前，中国对美资金融机构开放度已相当高，美方仍在不懈地追求更大程度的开放，可是美国自己在银行、保险等领域对中国同业的开放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十多年来，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拒绝理由从母国综合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直到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人士有必要明白，中国是一个对外投资潜力巨大的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化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包括美国许多州、城市在内，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都看中了这一点，正在大力吸引中国投资。与其日后被动地被地方政府推动，或是与此潮流对抗，何如帮助自己的选区抓住这个机遇呢？首先应取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在反补贴和反倾销问题上的“双重惩罚”问题，即一方面在反倾销实践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法。其次，共同努力重新启动多哈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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