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长沙晚报》《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无聊文人》一文(以下简称《养》文),针对正宗的“红学”和“红学家”提出了疑问:“试问这些年,对《红楼梦》的研究,除了养活了一些无聊文人,都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成果……我不知道那些才高八斗的秀才们,整天写着《贾宝玉性倾向之谜》、《红楼女人的悲惨身世揭秘》、《红楼文物考据》等书或论文,目的是什么?无非……捞一个职称,一大笔稿费,一张文凭……而已”。
应当说,《红楼梦》的伟大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道:“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口,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换言之,文学上有部《红楼梦》,毛泽东同志是引以为骄傲的。如此值得国人骄傲的一部鸿篇巨制,窃以为怎么研究、考证也是不过分的;对我们更好地真正读懂、掌握这一“国宝”也是非常有益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不但把这些研究、考证视为多余,更把研究考证者指斥为无聊文人,是为了稿费,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屈指一算,研究《红楼梦》并作了大量讲话、发表了大量文稿的大有人在,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有:毛泽东、鲁迅、俞平伯、张爱玲、周汝昌、冯其庸、王朝文、端木蕻良、蒋和森、李希凡、王蒙、刘绍棠、舒芜、刘心武……凡研究和考证者,在《养》文作者的笔下便都成了无聊文人,都是为了捞职称、赚稿费了?
试想想:职称是要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的,稿费是要报刊编辑核发的,如果一个无聊文人就因为无聊的论文而评上了职称,获得了稿费,那么职称评委是不是很无聊?报刊编辑是不是很无聊?出版《红》学刊的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岂不是更无聊?
王蒙说:“《红楼梦》永远是一部刚刚出版的新书”。既如此,对她进行不断的研究和评论,又何必大加挞伐、横加指责呢?何必质疑和心痛“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倒浪费不少印刷纸张和油墨”呢?
电视剧题材俯拾即是,可一部《上海滩》拍了又拍,怎么不说它浪费资金、不说它养活了无聊的导演和一群无聊的演员呢?一部耗资两亿元之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少观众看了以后除了满脑海挥之不去的“做女人挺好”,其它则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不说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不说老谋子无聊呢?
冯其庸说:“红学要再论一千年……试看《诗经》、《楚辞》、《史记》、《杜诗》有哪一种研究已经到头了?一种也没有到头。学无止境,红学也无止境。”
蒋和森说:“像《红楼梦》这样森罗万象,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文学作品,再过一百年,人们还会感到有话可说……自然我们对《红楼梦》的研讨也就难以穷尽了”。
诚然,《养》文批判“无聊文人”的目的,旨在呼吁“文化人理应以对国家、民族、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关注时事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为百姓利益振臂高呼”这一说法是不错的。然而文人自有文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只要认真搞好了本职工作,其实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了。
文人研究什么,分工使然。考证托尔斯泰生卒年月生卒地,考证莎士比亚的夫人与情人,考证蒙娜丽莎的微笑。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无聊”,但在专家们心中,他们在考证上的每一点突破,其喜悦之情无异于核弹专家成功试爆了核弹。
一部两百多年前伟大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已经或正在甚至继续养活一批文人,这不是文人的悲哀,这是国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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