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嬗变
贪官、毒奶粉、欣氟事件、逼官招商……成了本不应该属于阜阳的“专有名词”。
2007年5月9日，安徽省阜阳市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次却是个“例外”。
4月30日，“五一”长假即将开始之际，阜阳市以一纸“封车令”，全面“封杀”了全市公务用车的“假日出行”。历经7天多方“检验”，收效颇佳，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令许多人士“深感意外”。
此举一经“曝光”，立刻受到了《安徽日报》、和一些网站等省内外众多媒体和网络的“追捧”，这对于一向以负面报道“著称”的阜阳市来说，实属“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安徽阜阳报道
阜阳之殇 “灭顶之灾”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便不断地“东窗事发”，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有媒体报道称：“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2个省部级、包括8个市委常委在内的10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创造了阜阳不光彩的“历史之最”。
那时的阜阳市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跑官的、要官的、买官的、卖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当时阜阳市的主要官员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使形式主义“盛极一时”。经常是“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被民间称之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后来，有一个形容阜阳官场的“专有”名词，即政治生态灾难。而这次阜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灾难”，给阜阳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阜阳“失语”
正是因为内部某些官员的腐败泛滥，使外界对阜阳有一种“偏见”，认为阜阳官场完全是一个“烂窝”、“黑窝”，不可救药。所以，当人们见到阜阳的官员时，免不了“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甚至“为之侧目”，“避之不及”。这令阜阳的官员“难堪”，甚至“伤及自尊”。
作为现任市委书记的胡连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自己的一次尴尬体会。“刚调到阜阳工作时，我参加省里组织的招商活动，每次推介阜阳市时，出席活动的客商们都说知道‘那地方’，但是语气当中充满着嘲讽意味。” 他一脸无奈地说。
据阜阳的企业界人士介绍，当时“阜阳的知名企业也都比较低调，在省外媒体做广告似乎都不敢说自己是阜阳的，生怕沾染了阜阳的晦气。”
而这种“形象沦陷”的感受甚至殃及无辜的百姓。在北京的街头，记者找到了一位来自阜阳的农民工，与其攀谈。当记者问及其家乡的时候，他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各类媒体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来自四面八方的“口水”生生“淹没”了这个千万人的城市，令阜阳市一时“失语”。自知“理亏”的阜阳市彻底“缴械”，连申辩的权利都给放弃了，生怕“稍有不慎”招来更多的“唾骂”。
负责收拾“烂摊子”的现任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深感“灾后重建”之艰难，颇为感慨地表示：“这些腐败官员影响了一代人，带坏了一方风气，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其带来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性、滞后性和延续性。”
塌陷“锅底”
阜阳是一个有93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1459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6亩。在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大省或者农业大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发展落后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阜阳的经济实力、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开始从“温饱”向“小康”过度。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次次的发展机遇与阜阳“失之交臂”，阜阳成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形象的“塌陷”区。
由于腐败、浮夸、形式主义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地投资商不愿投资阜阳，没有外来资本进入，“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经济基础在“不正之风”的侵蚀下变得愈发羸弱，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陷入了连续四年下滑的困境。
到2000年，阜阳GDP出现了－7.9%的增长，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而同期的安徽也处于发展的“低谷”。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安徽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8%，差1497元；2000年，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2%，差距扩大到2211元；到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2367元。即使在“塌陷”中部地区，也处于落后之列。
阜阳与全国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在 “九五”期间，阜阳市GDP平均增长仅为4.7％，是安徽全省最低的，被其它地市戏称为安徽的“锅底”。同样，在整个中部地区，阜阳市应属于“垫底”之列。
难怪当时阜阳及安徽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奋力疾呼：“阜阳不崛起，皖北难崛起；皖北不崛起，安徽难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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