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非物质财富”共建共享机制

　　花建

　　“文化大都市”这一目标的明确提出，充分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追求。上海要建设成为“文化大都市”，在加强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共建和共享机制等方面，理当要有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公众人人需要而又非由私人提供可以全部解决的，它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保障非物质性财富的社会共享的“底线”。

它的完善程度，直接体现着公民对文化成果的共享水平。我们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困难群体，也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公众广泛参与文化创造，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这种参与创造的热情，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条件、创造环境和生产资源，才能转化成为非物质的财富。我们要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服务机制，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市场培育机制，以及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文化管理机制，大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体制环境，努力打造创意之都

　　习近平同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指出要“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文化大都市”这一目标的明确提出，充分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追求。

　　跨入21世纪以来，伦敦、东京、大阪、新加坡等许多个国际化城市，纷纷颁布了文化发展规划或者市长文化战略，正如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所说：“人类的第二个1000年，实际上不是以新年的钟声开始的，而是以一系列国际化城市的文化宣言开始的。”这些文化发展规划和市长文化战略的共同关注点是：强调文化的多元包容性，鼓励文化创意和创新的活力，加大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扩大城市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辐射力，特别要保障所有市民共享文化的成果。

　　这种强调文化活动的社会共同参与和社会共享的潮流，是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体现了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类对于物质财富和非物质性财富的同样重视，也体现了人类对于文化成果的社会共享作用的高度尊重。

　　非物质性的社会财富以文化成果为主，不但是人类创造的重要财富，也是人们进行创意、创新和创业的重要资源，而知识型和文化型的创新活动正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发展动力。对它们的社会共享，不但体现了21世纪的人文精神和平等意识，而且是激发人类创造活力的基础条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也必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在其中作出独特的贡献。

　　与上述国际化城市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不同，我国目前达到人均GDP2000多美元，正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向知识经济的起步阶段，人均拥有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还十分有限，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能力，还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但是，我们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利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共建和共享机制。特别是上海要建设成为“文化大都市”，在加强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理当要有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第一，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公众人人需要而又非由私人提供可以全部解决的，它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保障非物质性财富的社会共享的“底线”。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和公平共享的社会责任。它的完善程度，直接体现着公民对文化成果的共享水平。因此，提供这类产品与服务首先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这一体系包括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法规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等。在当前，尤其要本着“设施规范化、服务品牌化、管理连锁化、监督标准化”的创新精神，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基层一体化落实的整合优势，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的资金优化运作和公平规范优势，探索公共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集中采购优势等，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困难群体，也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市场培育机制。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要“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使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这对上海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现阶段可供公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来自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政府无偿提供给公民的文化成果）；公益文化（公共组织提供的非盈利文化服务）；产业文化（企业提供的商业性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三个方面，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互相拉动和配合的。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社会公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多样性。这种需求除了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获得部分的满足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层次的文化市场来满足。但是，文化消费市场不同于普通的消费品市场，它需要广大的社会公众，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具有相应的文化艺术修养，形成合理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愿望，获得一定的文化消费便利。这些条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市场经济自发地形成，而要靠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来培育，推动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向合理化、多样化发展。

　　第三，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服务机制。公众广泛参与文化创造，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这种参与创造的热情，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条件、创造环境和生产资源，才能转化成为非物质的财富。正如国际上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证明的：一个最适合于文化创造的城市，前提是提供三种便利性：一是科技和商业的便利性，二是生活和生态的便利性，三是文化包容的便利性。一个城市具备了这样的便利性，就如同茂盛的花丛吸引蝴蝶和蜜蜂翩翩而来一样，可以吸引大量创造性人才的集聚。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强文化创新能力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体制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形式的文化创新活动，着力促进学术创新、艺术创新、产业创新，努力打造创意之都”。可以相信，公众广泛参与文化创造，上海的文化创新活动必将成果丰硕。

　　第四，建立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文化管理机制。大量事实说明：文化成果的社会共享，首先取决于一个现代的文化管理体制。这种新型的文化管理机制，以政府为核心和主导，但是又不限于政府部门，它本身就是鼓励公众参与文化共建和文化共享的一种途径。有资质和有能力的企业和非政府机构通过承担政府指导下的公共管理职责，与政府部门取长补短，互通资源。同时，在优化文化管理的质量上，开展竞争。由于它们拥有不同于政府部门的物力、财力、人力和管理资源，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不断提高公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