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牛市和热播的美国连续剧《越狱》(Prison Break)上演的是同一个游戏。”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比喻中国当前的股市现状。
在《越狱》中，主人公Scholfield必须在死刑期到来之前将哥哥带出监狱；股市里所有人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在每个市场都有的、一定会不定期到来的熊市到来之前，你怎么把你的本金乃至赚到的钱从股市里拿出来？
而对于贵州财经学院05级研究生黄勇兵来说，最终并没有机会与其他股民共同享受到4000点的狂欢。
两年前就进入股市的他，“由于股市涨势太猛烈，4月底就抛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
黄勇兵最初进入股市的时间是在2005年10月。
“当时在思想上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在反复学习了股市的相关知识后，我才有信心的去买股票。”
他最初进入股市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股市。“因为我是学企业管理的，学习股市行情对我以后的发展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涉及到一个企业在筹资、融资领域的驾驭能力。”
在他们学校，大约有50%的研究生都在炒股。
他进入股市的第一笔资金来源是自己的生活费，首期投入了1400元，具体买的是哪只股票，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然而，等真正进入股市以后，他的目标却开始转换为“想通过股市赚点钱。”
这支股票最终为他带来了200多元的盈利。
黄勇兵是个短线客。
“我一般买股票，不超过一星期就抛掉。我认为这样很刺激，也保险点。如果一直持观望态度，很可能被套住。我不想赚太多，赚一点就OK。风险也小得多。”
理性的股民在挑选股票时，一定要充分了解公司质地，计算要精确到自己能够根据盈利预算出价格空间，并且要预先考虑到所有可能想到的风险，这样的方式叫“在安全边际下追求高收益效率”。
“我购买股票时，也考虑了很多这样类似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到计算在安全边际下追求高收益。我一般购买低价股，而且是近几年的效益还不错的股票。我分析的过程是：如果这只股票一直上扬，尽管它的走势很好，我一般不选择。”
黄勇兵说，他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股票：1、低价股。2、近几年经济效益不错。3、正在波谷起升。“如果以上情况都没有，我就选择走势好的股票。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
“正所谓大牛市肯定会遇到熊市，我由于工作很忙，所以就不敢再去赌了。我个人认为，熊市即将来临，因为这样的增长率很多公司已经吃不了。而这个熊市，我认为也会像这次牛市一样来得猛烈，说不定就是明天。”
因此，他毅然选择了退出。
与黄勇兵相比，王渊应该算是资深的老股民了。
在1993年7月左右暑期社会实践期间，在重庆商学院读大学的王渊(化名)就开始接触股市了。那时，中国股市才刚刚兴起3年。
2月，中国股市攀升至1588.95。
很快，一年后的1994年7月，股市一路狂跌，跌至325.89的最低点。在经历了漫长的震荡期后，2001年6月，中国股市始创新高，并迅速狂升至2245.44点。
王渊说，当时贵阳六广门的贵州证券交易部是全国最大散户集中地。“卖盒饭的都能赚疯了，盒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那时，他也花几千元钱买了几只股票，同时还在交易部贩卖刊登证券信息方面的报刊。
10年前的散户和现在没有太多区别。当时，大多数散户判断一只股票的走势还是依据小道消息，或是经过了几手的二道消息，还有的依赖于证券报刊上的分析文章。
王渊当时是一家证券报的贵州代理。
那时候，卖证券报刊的报贩不止王渊一人。每天，谁的报纸最先进入交易中心，谁就最先能抢占到商机。王渊通常会一大清早地租了个车，迅速地赶往磊庄机场取空运来的报纸，然后再急匆匆地赶往证券交易中心。
后来，为了能更快更稳妥地抢占市场，他索性在贵阳一家报纸的印刷厂印刷他代理的证券报。“每天就睡在印刷厂里，报纸刚一印出来，就赶紧抱着往交易中心赶。”
“最多的时候，3元一份的报纸，我卖了3000多份。”王渊说，他那时是六广门证券交易中心衣着最高档的报贩，里面穿着皮衣，外面还穿着呢子大衣。
王渊记得，当时很多贵阳的股民为了购买股票，把自己的养老金取了出来。连卖菜的也来炒股。一旦谁的股票赚了，财富效应下的心理驱使着更多人加入到股市狂潮中来。
于是，股票的消息开始漫天飞舞。
躁动的情绪和投机的心理，让一些急于求成的散户忘乎所以。从略亏到巨亏，从心灰意冷到自暴自弃。这几乎成了大多数散户必经的一个历程。就连王渊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当时，那只股票要是跌至我的心理承受点之下，我就要用马刀自杀。”
王渊承认，自己和大多数股民们一样，心态基本上都是贪婪和恐惧。“都想买最低的，赚最高的。”
贵州卫视一位记者曾多次采访过贵阳股市行情，在她的印象中，贵阳的股民，哪怕对股市毫不了解，也有一种毫不畏惧的心态，“新股民大多对股票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一窍不通。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只知道有钱赚却不明确的知道该怎么赚，他们对股市有巨大的信心。”
股市“泡沫论”的提出早已有知。
事实上，官方对股市的公开担心是在今年的1月份。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警告说，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
这是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股市最为公开的担忧。四个月后的5月7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十国集团央行行长会议上再次公开表示，股市泡沫值得担忧。
南方周末首席经济记者陈涛发表文章称，持泡沫论的一方的主要论据大致有三条，一个是涨得太快太猛。以最常用到的上证指数为例，在2005年6月初跌破1000点，到今年5月21日的4072点，不到两年，大涨300%。哪里有股票市场是这个涨法的？
另一个论据是平均市盈率过高。还有一个论据是“与国际接轨”，与香港、美国等地股票市场相比，中国内地的股价显然太高了。
陈涛认为，第一条理由基本不成立。“泡沫不泡沫的，只跟资产估值是否合理有关系，而与涨或跌没关系，跟涨得快与慢更没关系。说涨得快就泡沫多，暗含着两个前提：一个是原本的估值基本合理；第二个是，企业盈利增长比较慢，跟不上价格的涨幅。”
现在看来，这两个前提都多少有点问题。“到今天，即使最保守的人，我猜，也会认为1000点的时候，大部分的股票都被低估了。拿那个做参照系不是很合适。”
陈涛在文章里说，争论的另外一方坚持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总体来说没有泡沫。他们主要的论据是，第一，当前的大涨不完全是资金推动的，而是有上市公司业绩高成长的支撑；第二，股权改革完成之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完全不同以往，现在的上市公司有了更大的动力把业绩做上去，另外，更多的优质资产会注入；第三，中国经济会持续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还将会大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给泡沫经济下的定义更为简洁：“如果今天价格上涨的原因是由于投资者相信明天他们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而基本要素又不能调整价格，那么就存在着泡沫。”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分析说，内地股市出现泡沫，其原因在于由中国银行系统低存贷比所反映出来的流动性过剩。过度的流动性已经使股市翻番。
如何才能解决股市泡沫？
谢国忠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的办法：
第一，减少总体的流动性。因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实际上仍然是固定的，当出口降温时，流动性才会下降。因此，如果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中国的过度流动性就有可能消失，而资本市场则会进入调整。”
第二种可能的办法，即降低风险偏好，可以通过教育股民来有效地实现。开放式共同基金是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对投资者而言，理解其中的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中国经济变得完全具有弹性的时候，中国资产市场的繁荣——崩盘周期才可能结束。”
5月11日，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要求证监会各地方派出机构、交易所、相关协会和公司加强投资者教育，防范市场风险。
5月23日晚，中国证监会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证券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揭示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让投资者充分理解“买者自负”的原则。
“不要回避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风险。刻意回避可能会葬送全中国老百姓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今天对资产价格泡沫的高度关注和治理，是中国股市不会重蹈日本股市和经济危机覆辙的唯一保证，也是中国千万投资者之大幸。如果资产价格泡沫得到有效治理，中国资本市场不会是沉没的‘泰坦尼克’。”
左小蕾严厉地指出，如果当下这种不断上涨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中国将重蹈当年日本与东南亚之覆辙。
“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
这是牛顿1720年炒股赔钱后的哀叹。
287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股市的上亿股民是否正在“抢乘即将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中国股市是否“正在经历电影《泰坦尼克》海难前的狂欢？
也许，现在谁也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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