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和谐社会主义”是中国民主新模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和谐社会主义”是中国民主新模式

　　文　华阳生

　　中共十六大以后，新领导人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没有马上出击，而是从思想准备、理论准备、民意准备开始来重塑信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坦言，他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正是关于和谐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一概念与其基本架构已经获得党内外许多学者的认同。以下是《亚洲周刊》专访汪玉凯教授的谈话摘要。

　　中国能否笑到最后？

　　记者：最近一些海外及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中，都频繁涉及民主改革的话题，所以给外界的感觉，在关于政治改革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举措。从十六大以来，它的整体背景是什么？

　　汪玉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成就非常大。我要先举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探讨一些问题。

　　去年，我去匈牙利考察，匈牙利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和我们交流时，都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1990年对他们很重要，如果没有那年的政治变革，匈牙利后来就不会加入欧盟，甚至经济和社会不会发展这么快。

　　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羡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很值得关注。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还是有很大的担忧，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中国的路能走多远？

　　我当时说，俄罗斯、东欧和中国，过去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苏东剧变后，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像两个巨人在笑，谁能笑到最后？我觉得，有可能这两个巨人最终都笑到最后。

　　如果中国这个巨人能笑到最后，可能在世界上的价值影响会更大。它可以证明，世界上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完全是西方的那种模式。

　　中国的改革策略非常清楚

　　记者：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现行的这种制度，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也可以成为跟西方民主相并行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

　　汪玉凯：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这种体制能走多远？我的基本判断是，不是说不能笑到最后，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改造这种体制，使这种民主政治的结构，能成为我们国家的老百姓都能高度认同的一种国家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中国的改革策略非常清楚，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来推动其他改革。

　　每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会对政治和行政改革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政治和行政改革实施后，又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扫清障碍。

　　十六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从两个思路着手，他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上任后并没有马上出击，而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首先是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所以它的第一条思路就是四个字：“重塑信任”，即重新塑造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重新塑造政府和党的公信力。

　　关注民生重塑信任

　　记者：“重塑信任”都是通过哪些措施进行的？

　　汪玉凯：首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来重新取得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没有这个信任，什么改革都不可能被推进。

　　它的具体表现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从行动上说，过程很低调。他们以亲民、亲和、清廉的形象出现，这是新一代领导人的一种策略。几年下来，重塑信任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胡锦涛这种执政理念和采取的种种措施，被称为胡锦涛的“新三大法宝”——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发展。

　　记者：惩治腐败是不是也是措施和策略之一？

　　汪玉凯：这就是第二条思路。在重塑信任的时候，对高官腐败严厉惩治。如果没有这些惩治，重塑信任是不可能的，要让群众看到具体的成果，比如程维高、陈良宇等案。

　　严惩腐败方面，采取了几大举措。包括制订党内监督条例、对主要部委的纪检监察垂直管理、对地方派出中纪委巡视组。至少在制度层面，这是大大往前推进的。

　　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目前都有什么步骤？

　　汪玉凯：第一个方面，改革的整体策略是从党内切入，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再往社会上辐射，即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其二，通过十七大的筹备，扩大党内民主。比如有可能扩大党内重要职位的选举。其三，增强民主党派的参政力度。比如致公党的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的正部长。以后各个民主党派将会在政府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和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保留、吸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大同”的文化理念，汲取各方面优秀的成果，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化的民主模式，最终将会上升到和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香港《亚洲周刊》）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