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30年来的大学之殇

　　在恢复高考30年的今天，我同时看到两则新闻：一是山东省某著名高校的张先生，刚过30岁就当上了教授，“硬件”就一条：他给学校拿到了300万元的科研经费。据悉，这种情形在一些高校具有普遍性(5月16日《新京报》)。

　　近年来进入学院的民间有识之士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吉林大学的邓正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翰、浙江工商大学的高晓勇、西南交通大学的柏桦等等。但这一类人才只是支流。而“张教授”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流”，比如后勤处长评上教授一类的。在高校行政化和大学商品化的背景下，教授水平越来越水是一个不争事实。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必要工具，而且直接加剧社会不公，恶化社会环境。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挤压状态。大学官本位回潮，逆改革潮流而动。多年前，中央就提出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但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行政管理者本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现在却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了主人。行政权力指挥学术，决定资源分配，教师被文凭崇拜和一大堆量化管理标准所束缚，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力量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大学商品化使大学容易堕落为逐利工具，教师特别是一些手握权力、获取大量课题的学术官僚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大学高收费泛滥成灾。某种程度上，大学已经成为赚钱机器，而赢利的对象就是学生，甚至连学生做实验也要收钱。

　　此情此景，对于权贵子弟来说，高校是其未来加官晋爵的镀金工具，但对于贫寒学子来说，高校越来越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大学分配招生名额开始，到巨额学费，再到“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就业形势，贫寒学子和农村学生就一直处于不平的环境中。大学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却反过来敲骨吸髓地蚕食社会公平。

　　许多大学，矗立在校园中的醒目雕塑不是始创的教育家，而往往是政治伟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能够催生无数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但一个伟大人物，未必能够催生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今天，大学中的校长们官阶炫目，但有多少人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丁学良曾说中国的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不知道今日中国合格的大学校长又有几个，其中有多少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家？

　　教育垄断和行政化窒息了教育家的成长，妨碍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形成低效、无能的“大学国企化”现象。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都已经轰轰烈烈，惟独教育改革领域，一直在开历史倒车。是时候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