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在此拐了一个弯：三个普通人与高考的故事

　　新华网新华网济南6月3日专电 (记者张晓晶)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录取。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记者选取了三个在高考关节点上的普通人，他们的个人命运又为高考30年改革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恢复高考，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坐标”

　　蒋民生：山东省直机关干部。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当时，农村年轻人的出路，一是当兵，二是被推荐上大学，但有这种幸运的青年人只能是少数。“当时，我在大队当计分员，一天挣十个工分。要不是恢复高考，我的一生也许就这样度过了。”他说。

　　回忆起高考的经历，蒋民生说：“1977年下半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我所在的那个东北小镇可热闹了。因为有十年没举办高考，毕业生压了十年。一个两三万人的小镇，当年有四千多人参加考试，这是我们那里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当年10月，我们在镇上参加了初试，除了学校以外，电影院、剧场都当作考场，监考老师都是临时找来的。结果，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通过了初试，两个月后我们又到县里参加了复试。”

　　蒋民生说，那时绝大多数考生都荒废学业多年，考试前既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只有几本高中课本可以翻一翻，匆匆准备了两个月就上考场了。“第一年高考是各个省自己命题。我至今还记得高考作文题目是《每当你唱起东方红的时候》。那一年，我只考上了一所中专，但是从此视野开阔了。以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重新找到了人生坐标，这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对比过去，如今的高考发生了很大变化。蒋民生说，30年前，考生还多少有些盲目性，家长的期待也不高。现在，高考已经成为学生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自主招生，大学又向我打开了一扇窗”

　　潘立群，山东大学在校生，他上大学的经历说起来很有悬念。上高三之前，潘立群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发明一种交通道路信号灯解决色障者的识别问题。“当时明明知道这样不务正业会影响高考，但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即使考不上大学也应该做。”半年后，潘立群终于拿出了设计产品并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赞赏，还获得了国际中学生创新成果大奖。但意料之中的事也发生了，因为高考成绩低，他与理想中的大学无缘。

　　幸运的是，他的经历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一场关于创新人才该不该被大学录取的社会大讨论，最终被山东大学录取。这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对记者说：“高考制度对我关上了一扇门，自主招生制度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真是没有想到。”

　　自主招生制度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兼顾高考的统一性与灵活性，对有突出专长的学生打开一扇窗户。越来越多的专家看到，统一的高考制度虽然体现了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但也存在统得过死、无法体现高校和学生特色、加重应试教育等局限。教育专家李希贵说，以分数为录取标准，看似公平，实则对考生很不公平，因为考生的特点不一，有的擅长动手，有的擅长思考，一张考卷是考不出能力高低的。

　　近几年，高考改革在各地已经展开。除“3+Ｘ”等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外，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3所高校享受5％的招生自主权。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进一步扩大了自主招生比例，数百名学生经面试被两校录取。

　　一直关注潘立群命运的教育专家李希贵认为，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衡量个性各异的人才是不公平的，就像让举重运动员参加长跑比赛一样。在学生能力多样化、社会人才需求多元化的今天，高考制度的 “瓶颈”特点日益凸显。从长远来看，要建立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和多样化录取相结合的高考与招生制度。

　　他说，大学是办学主体，招生的主体应该是大学。高考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行招考分离，把录取的权力下放给大学。这样，大学才能研究出百花齐放的录取标准，才能带来高中办学的百花齐放。为了公正透明招生，大学要把录取标准提前几年向社会公布，由社会进行监督。

　　“大学扩招，我们是受益者也是处境尴尬者”

　　刘彭，山东一所省属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他说：“我考大学那一年，已经连续扩招了四年，大学录取率提高，让我们这批学生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要是不扩招，也许我们中的很多人就进不了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幸运的。”

　　但是，进了学校以后，有些还是和刘彭的想像不一样。刘彭学的是财会专业，报考时想这个专业就业面广，找个工作不成问题。没想到，四年后，突然发现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太多了，仅他们一所学校就近二百人。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招十几个财会人员，居然有三千多名学生去应聘。他说，同宿舍8个人，找到工作的只有三个。为了找工作，同学们都准备了大量的简历，招聘会、网上招聘，只要有机会就投简历。可是半年下来，广种薄收，还是没能把自己推销出去。

　　“许多企业要求我们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但我们的素质与企业要求相差很多。这有我们自身原因，也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向问题。我们也希望学校在培养人才时多听听用人单位的声音，提高办学质量，不要让我们找工作时处境这么尴尬。”

　　刘彭说：“我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月收入不高，我一年学费四千多元，加上生活费一年至少需要一万元，家庭经济负担很重。父母咬紧牙供我读书，就是希望我毕业能找个好工作，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我一个人就不了业，全家人的希望就都破灭了。”

　　对此李希贵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扩招之后，正在向内涵发展和理性发展回归，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将进一步集中于质量的保证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