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卷老师追忆首届高考:作文讲政治用算盘计分数

在陈国新眼里，1977年高考并不能算是一场正规的考试，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阅卷老师追忆首届高考 用算盘累计分数

　　“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一改以往夏季考试秋季入学的规律，仓促于当年冬天举行，从宣布高考到正式考试，中间相距不过两个月。鉴于考生的文化水平，这一年的高考破天荒地实行“开卷考试”，允许考生携带课本和资料进入考场，但这并没有给那些知识基础贫瘠薄弱的考生带来多大帮助。严格来说，1977年的高考并不能算是一场正规的考试，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撰文 时报记者 胡非非 摄影 时报记者 巢晓 实习生 陈文杰

　　监考 即使开卷也有人交白卷

　　1977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广州市第四十四中学高二（“文革”期间缩短学制，高二相当于如今的高三）6个班总计30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最终考上大学的也仅有五六个人，平均每个班级一个学生。

这个在今天看来堪称“耻辱”的数字永远留在了时任高二语文教师、班主任陈国新的记忆中，但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求才若渴，连国家都在为考生帮忙“开绿灯”——首届高考居然破天荒地实行“开卷考试”的形式，允许学生携带课本、资料进入考场，考试中可以随意翻书查找，只是不允许交头接耳讨论答案。当年12月，当陈国新作为监考老师步入广州市第十八中学的考场时，他被堆在考生面前的一叠叠资料、教材惊呆了，高考实行“开卷考试”，这在考试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吧？

　　考场如战场，1977年的高考考场尤其如此。出现在陈国新眼前的是一幕幕让人揪心的场景：面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试题，所有的考生都把解决疑难的希望寄托在了课本和资料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上。汗湿而颤抖的双手疯狂地翻找课本和资料，面部的表情被焦虑和紧张弄得扭曲变形。

　　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凭借他们苍白的记忆和贫瘠的基础，想要从荒废多年的课本中深入细化到具体的某一章节而找到答案，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何况大多数是根本无法按图索骥的。课本和资料此时反而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成了消耗考试时间的一种负担。

　　据说，那次高考，更多的是考初中的知识而非高中，真正受益的是那些在六十年代时系统学习过初中知识的社会青年们，这从后来的大学录取情况亦可看出。可怜那些“文革”中“被荒废的一代”，“开卷考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在陈国新监考过的一些考场中，甚至出现了学生一无所知交白卷的情况。

　　阅卷 作文评分看重“政治色彩”

　　冬季考试，意味着春季入学。考试结束时已是年底，接下来是春节，留给老师批改试卷的时间紧张而仓促。

　　没有工资报酬

　　陈国新作为有经验的老师被抽调去参加高考阅卷，地点位于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当时广州东片（员村以东）包括广州市第十八中学、第四十七中学等学校在内的高考试卷全部集中在这里进行批改。阅卷的环境和条件都很差，老师们被安排在破败的教室里批改试卷。由于缺少照明工具，老师们只能白天改卷。

　　与如今的电脑批改试卷轻松搞定相比，当年的高考阅卷工作完全依靠人工完成，绝对是一件苦差事。参加阅卷的老师白天被集中在教室里埋头改卷，到了晚上各自回去，连饭也得回家吃，像正常上班一样。但这样高强度的上班却是没有工资报酬的，只有一点名曰“清凉饮料费”的可怜补助，按天计算，名校的老师多一些，普通学校的老师少一点。

　　作文强调政治

　　与后来的高考阅卷一样，当时的阅卷也根据试卷题型对老师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和分工，并依此划分教室，比如语文试卷按照“填空题”、“选择题”、“问答题”、“作文”等不同题型对老师进行分工安排。由于是“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鉴于一些年轻老师经验不足，加以阅卷时间紧迫，试卷上比较难的试题留给了有经验的老教师批改，以提高工作效率。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本该是最繁重的工作，最后反而变成了最轻松的。因为很多学生对这类难题基本是一字未答，老师可以不加思索地判以“0”分。在陈国新负责的语文试卷问答题的批改中，大部分试卷都是一片空白，“连胡说八道都没有”。

　　或许最痛苦的应该是负责批改作文的老师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气一样，首届高考的作文还没有摆脱“文革”的影子，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据说老师也是根据作文“是否强调政治”的评判标准来给分的。因此，当时的作文几乎是千篇一律，从遣词造句到行文结构都出奇的相似，乍一看去就像同一个老师教出来、同一个学生写出来的一样。评卷老师每天都要面对几乎是同样的一篇作文，并且必须从头到尾仔细看完，然后再根据文章内容给出分数，如此枯燥而繁重的工作是何等辛苦！

　　算盘累计分数

　　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阅卷终于完成。最后的重任落到了累计分数上，这是一项关系考生命运的关键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丝毫差错。统计工作由专人完成，因为条件艰苦，计算工具只有算盘，据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想找到熟练运用算盘的人也不是一件易事。每个统计人员的面前都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考卷，教室里充斥着“噼里啪啦”的算珠拨动和撞击声。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试卷分数统计工作就完全靠人工的珠算完成了。直到1979年，陈国新才第一次见到了一种新奇的计算工具，不及巴掌大小，上面布满了数字键。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计算器””。

　　作文批改这次看“文采”

　　严格来说，1977年的高考并不能算是一场正规的考试，也不能算是一次对考生真实水平的检阅，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78年，真正的高考终于来临。这一年的考试也正规起来，从监考到考试再到阅卷都更加严格、公正。考试实行“闭卷”形式，不再允许翻看书本资料。上一年的考试中出现的监考老师监考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的情况也不复出现。

　　陈国新再次以阅卷老师的身份参与到了语文试卷的评判中。在他看来，1978年的高考阅卷显得更加公开、公正和人性化，尤其是设立了评卷组长，对一些主观性比较强和有争议的题型组织讨论，听取各方声音，公开阅卷，统一标准。这一点，在语文试卷尤其是作文的评判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对于阅卷老师来说，作文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题型应该是最难评判，也是最难打分的。因为缺乏一个评判标准，面对同一篇作文，不同的老师会有各自的观点，并且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分数。在陈国新参与的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卷中，“是否强调政治”的评分标准显然是违心和不可取的。基于此，这一次的作文评卷先找一个老师来试评、打分，评完后向所有参评老师讲解，由大家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接下来的评卷就按照这样的标准操作。这次的作文评卷更加看重文章的“文采”而非“政治色彩”，也因此显得更加公正。

　　陈国新：

　　1932年生于广州，1954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教于广州市第四十四中学、广州市执信中学，1992年退休。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