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暖、全球性流行疾病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国家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认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大于传统安全的威胁。这就给我们提出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如何应对那些正在危及我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威胁？
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由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从自身“构建主义”的视角首先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一名英国学者正式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
非传统安全是客观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提出的一些依据和内容，如大规模疾病流行、各种大规模灾难，包括恐怖主义等等，古已有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哥本哈根学派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构想，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和国家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基础上的，这一非传统安全的构想，是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传统安全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是为强权国家谋求利益和世界霸权服务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着国际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旗号，削弱各国主权，谋求使用传统安全手段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以非传统安全忽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政治共同体的方式，是霸权主义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遮羞布”，是用来约束别人，限制别人而不约束自己的一种扩张战略行为，是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及使用传统安全手段战略发出的一种新呼唤。
第二,促使各国将注意力由传统安全转移到非传统安全上，弱化各国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注和准备。“建构主义”所提出的传统安全构想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
第三，美国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依然使用传统的暴力手段。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开战引起国际社会的矛盾与纷争就是例证。这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
第四，美国突出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胁迫世界各国与其合作，这在一定层面上是谋求美国领导世界的一种途径。
第五，一些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则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军事干预、经济掠夺和强行推行其自身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于西方的安全理论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安全理论，在引用借鉴时，要注意分析其客观上形成的政治目的或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企图，不能盲从。在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时，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始终要关注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安全威胁方面，我们必须对不同安全威胁进行排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究竟孰轻孰重，哪些威胁更直接更紧迫，要抓住主要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国家安全目标的主次区分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取舍。
使用西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的扩张。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安全因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障碍，非传统安全因素地位上升、作用凸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对国际战略安全大趋势的把握。但就中国来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线已被打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趋势更加明显。使用西方硬性区分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的挑战，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的挑战；应对整体安全的挑战，也必须是整体的运作。在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因此不能只关注一两个领域的安全问题，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如作为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石油直接关系我国的经济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防安全和社会发展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各个领域的划分不可能十分明确、十分清楚，有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例如科技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的支撑和保障。
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需要面对现实安全威胁的整体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整体安全的指导思想和缜密的整体应对方案。应对安全问题需整体运作。维护国家安全问题牵扯国家多个部门，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系统，直接考验国家整体抗风险能力，需要调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力量资源进行运作和应对，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必须发挥国家的整体效能。在这方面，如果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区分，不利于国家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整体效能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区分，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威胁内容不同，其威胁程度和成因也不同。
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总体看是局部的、潜在的威胁。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来自传统安全的威胁仍是主要威胁。我们面临的军事斗争的压力依然存在，超强霸权主义对我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有的地区强国推进军事扩张步伐，对我构成重大潜在威胁；有的热点危机，直接影响我周边安全稳定；特别是当前极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上的干预势力是对我国家主权最紧迫、最现实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抵御外来干涉、制止分裂和保持社会稳定，是应对我国安全威胁的主要任务。
我国已进入多种威胁整体并存的时代，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威胁是多种威胁。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我们如果处理不好，都有可能会形成灾难性的危机，这包括挑战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引发动摇我国家政权的综合性、整体性。所以，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有整体安全的战略思维，否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搞军事强调国防安全的重要，搞经济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搞环境强调环境安全的重要，搞信息强调信息安全的重要。如此，不利于国家整体安全的维护。
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面对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更新安全观念、调整安全战略，逐步实现由传统安全向兼顾非传统安全、甚至突出非传统安全转变的情况下，我们在保证国家的主权和生存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借此作为合作平台，来拓展我国的国际空间、谋求战略利益。（孟宪生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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