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案卷:北京“小贩杀城管”案背后故事与反思

编者按：今天，《法制日报》开始连载《解密案卷》系列。

　　这个系列报道的都是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所有内容都完全真实、有据可查，没有半点虚构。作者向我们展示了鲜鲜为人知的“新闻背后的新闻”，真实得令人震撼！

　　在个别案件中，由于关注点不同，涉案人员的有些人生经历，人们不一定完全清楚。但是，作者通过艰苦调查采访，非非常清楚地梳理了文中主要人物的成长轨迹、心路历程和案件的来龙去脉，挖出许多过去没有被人们发现的故事和主人公的内心冲冲突。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法律研究者而言，都有借鉴意义。

　　沸沸扬扬的“小贩杀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们多么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年后的某一天，小贩崔英杰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在天堂里相遇，那是一片和谐乐土。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留给崔英杰这样的小商贩一块小小的热闹场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不时帮助崔英杰维持秩序，而崔英杰快乐地拿出热乎乎的烤肠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强。在那里，李志强和崔英杰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个三轮车支起的烤肠小摊上，他们正在一起喝着小酒……

　　那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面啊，那时候，再也没有人把李志强当作“猫”了，崔英杰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时刻逃跑的“老鼠”。

　　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那把带着烤肠热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早已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商贩的查抄与反查抄的闹剧，酿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八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案，李志强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八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结果。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十年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但是，我们应该超越法律的讨论，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去寻找和谐共存的标本。

　　同为好人

　　崔英杰和李志强的前尘往事

　　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时常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以贴补家用，而他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也极其可怜。

　　长大后，崔英杰选择了当兵。经过层层选拔，崔英杰来到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崔英杰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但他家依然住着破房子。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2006年4月，崔英杰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了保安。到2006年8月，单位却只发了两次薪水，大概1800元。崔英杰很快就拿去还债了，因为他还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

　　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凌晨2点到早上10点，下班过后大家都去睡觉。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儿挣钱。后来，崔英杰发现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崔英杰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他的烤肠摊就支起来了。

　　虽然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但崔英杰是无照经营，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办理好所有手续再去卖烤肠。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前后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没损失什么。第二次他的手机、钱包都放在三轮车上丢了，正在崔英杰发呆的时候，城管来查抄了他的摊，那时候崔英杰几乎一无所有了。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崔英杰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们借了1000元钱，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迎接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来找崔英杰，让他安排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第一天来上班的小亲戚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了。正是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青春也在那个黄昏蒙上了血色。

　　李志强的年龄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远定格在36岁上。李志强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去当城管。不少邻居问李志强的父亲说，你儿子是干什么啊？又不是警察，怎么整天站在街上。父亲将问题转给儿子时，李志强笑了笑，回答说，自己是为老百姓维护环境。

　　李志强整天露天执法让父亲心疼，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回家累得精疲力尽。父亲曾经动过给儿子调动工作的念头，但是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到北戴河，当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回京时，李志强连打了四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接听，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没想到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李志强去世的那个时间本来是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个时间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血色黄昏

　　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最后时刻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崔英杰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三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和他的同事们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舞动着，他双手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的口气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吧，其他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着：“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缴成功开始回撤。之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抬到城管的卡车那一刻，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块钱买来的新车。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经亲眼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挥动着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随手朝李志强挥去。李志强还没来得及表现出应有的恐惧或反抗，崔英杰就已经把刀子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城管队员迅速将李志强送往医院。但是，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被割断，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李志强将尖刀插入李志强的脖颈之后，他扔下手中的刀柄逃离现场。他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钱，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市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枪下留人判决受到普遍认可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博弈中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网络各大论坛上，网民纷纷对崔英杰洒以同情之泪，众多学者发出了“慎用死刑、枪下留人”的呼吁。

　　李志强殉职后，他的家人谢绝采访。经过半年多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作为烈士家属，李志强的家人在听说崔英杰的家庭状况后，在崔英杰杀人案开庭前，主动放弃了民事索赔。对于检方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和谐社会

　　城市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应当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而做出了一件错误的大事。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

　　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他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作者：丁一鹤）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