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验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成功

　　社论

　　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新特区之争尘埃落定，成都、重庆获批综合改革试验区。这说明，以重庆与成都为龙头，带动中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对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至此，国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有3＋2格局，“3”是指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2”是指成都、重庆两个“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

　　此次设立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目的与浦东等地不同，成都、重庆的关键在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我国的经济改革涉入三农这一核心领域。此前两年，成都已经进行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试点，中心城区农业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新市民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现行政策条件下作为农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权、集体经济分配权保持不变。但是，作为农业人口占大部分的经济发展区块，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任务十分沉重。

　　与以往相比，特区改革试验田的角色没有变化，但是试验的内容有了本质的变化，“是国家战略层面上设立的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资源环境永续利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架构、政策设计、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综合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以农村作为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地带，发展占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民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经济模式才有形成的可能。否则，所谓经济结构的转变不过是纸上谈兵。

　　不过，如果没有市场化的理念，以及符合市场规则的理念相配套，特区之特将成为争资金、争项目的以邻为壑的优惠政策。重庆的发展从三峡项目中获得资金，那么，成都的配套资金又从何而来？

　　在成都重庆获批之前，我国的西部崛起战略发展已有经年，表现出某些严重的弊端。中央政府以发展国家重点项目重化工业为线索，向西部地区投资几千亿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以中央企业项目为基础的、主要由中央牵头发展的西部崛起模式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央企投资分配主要没有惠及当地；其次，重化项目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无法有效拉动当地中小企业发展、当地的消费与就业。很明显，如果没有当地的经济与社会模式的改革相配套，这些重点项目投资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不力，成为高悬于上的标本项目，即便有了数个全国第一，也基本与当地的民生关系不大。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城乡统筹比较成功的区域，是我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其发展模式是由本地民间市场经济发轫，富民之后实现财富自由流动，城市群自然形成，通过商业之手联贯市场，而后由政府出面进行城乡一体化，成本小而收效大。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事实上已不存在严格的城乡区隔，近日泛珠三角九省区与港、澳在长沙达成共识，决心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金融联系，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促进资本携带产业、技术和人力等资源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这是区域经济自治与市场政府携手的又一案例。

　　有关方面已经认识到行政之手高高在上地用大笔资金推动城乡一体化很难收整体发展、和谐发展之效，由政府推动、地方参与、调动地方经济的内生力量，毫无疑问就成为下一轮变革的主导路径。

　　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既牵涉到发展方式的争论，也事关市场化的根本理念。通过中央政府将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主导政策制定，制定出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以一个发展的环境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和资金，与当地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是破解经济僵硬的大一统格局的试探性步骤。

　　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大举推进的时候，温州等地的资金向山西、西部等地区的流动，说明市场已经拥有了内生性的资金流动需求。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推动这一市场进程，而不是通过全局性的二次分配，将资金直接用于西部进行低效率的配置。

　　此次再设特区是让市场与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用市场资金配置使财产增值，才能实现农民保障与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城乡一体化并非剥夺农民的土地，驱赶农民入城成为城市平民，特区之特不是由中央财政进行拨付建立国有制的大项目，顺市场之势而为，特区才能在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基层民主等社会意义上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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