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七年特首几多挑战！

　　有人说，董建华作为香港特首的这七年多时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七年。的确，从回归之初香港经济泡沫的破碎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正面冲击，以及后来香港在经历SARS之后与内地实现的进一步融合。香港这艘大船始终在几起几落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方位。

　　而在与我的问答当中，董建华也坦言，在担任特首的七年当中，他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都要比当年董氏家族身负巨债时面临的困境更为艰难。因为毕竟，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和700万香港市民的命运。

　　就在香港回归的仅仅三个月后，来势汹涌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从1998年第一季度起，香港持续5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而楼价大跌、资产贬值也使得20万中产阶层沦为“负资产阶级”。

　　董建华：金融风暴来了以后，利息上去了，在97以前的泡沫经济很快就爆破了，我本来在考虑，泡沫经济怎么样有一个“软着陆”，慢慢让它控制到好一点，但是利息上去就爆破了，楼市跌了很多，香港人消费意欲就减下来了，因此形成我们经济慢慢的通缩。

　　1997年10月20日，香港股市颓势初显。在随后的三天内，恒生指数持续暴跌，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一共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高达35％。

　　而就在此后不久，数家欧美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又同时向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动进攻，企图在股市跌到谷底时沽空恒指期货，从而在股市和汇市双双获利。1998年8月13日，恒生指数直线暴跌到6660点，香港经济命悬一线。

　　就在危急时刻，董建华在半小时内做出了动用将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干预的决定。

　　董建华：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联席汇率的维护是最基本我们要做到的，不然的话，这个会出大事情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的确是很成功，判断也是很好的，入市的时间也选的很好。

　　最终，这场被外界称为“世纪豪赌”的决战，成功地将恒生指数上拉了1169点，而特区政府也在期指市场获利约20亿港元，成功维护了联系汇率的稳定。

　　从1999年第二季度开始，香港经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迈出了复苏的脚步。2000年2月23日，香港首个中文网站tom.com的上市吸引了30万市民到汇丰银行总部及9家分行排队申购，场面的热烈在香港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也就在这一年中，香港的失业率逐步回落到了4.5%，经济增幅也达到了13年来最高的10.5%。

　　然而，正当所有人对香港的经济前充满期望时，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却让香港的经济重新陷入低谷。

　　2001年底，在香港经济再次出现零增长的情势下，即将到任的董建华正式宣布，自己将参加香港特区第二届行政长官的竞选。

　　吴小莉：但是可辛苦了家里人，记得竞选连任的时候，董太太可以说是泪流满面，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那时候她是不是很心疼你？

　　董建华：因为本来是说做五年，当然家里人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再多做五年，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所在，要做好这个工作。

　　2002年8月，就在董建华第二任特首任期开始的仅仅一个多月后，一场蓄势已久的金融危机再次逼近了香港。

　　吴小莉：2002年的8月，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还是在的，有人想狙击我们的联席汇率，那时候其实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挡这个，谈谈那段的故事好不好？

　　董建华：2002年的时候，因为通缩的关系，经济不好，收入减少了很多，但是开支还是在增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财政赤字非常可怕，在一个非常可怕的财政赤字的过程中，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迹象，有些国际炒家又来冲击我们的联席汇率，政治的现实就不容许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会使联席汇率脱钩，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慢慢在传，有些人就运作起来。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是有选择的，如果联席汇率脱钩，或者维持联席汇率，也不采取任何的操作，中央会支持我们的。另外，我们要加税，要减开支，当然这个加税和减开支本身，对香港每一个市民来说，都是有一个冲击的，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第三个选择比较好，那么就选了第三个选择。

　　2002年7月11日，香港《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从10月1日起，香港66年来的首次公务员减薪正式实施。此外，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包括压缩政府编制、杜绝浪费等措施来节约开支。2003年3月5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也在新财政预算案宣布香港政府将分两期增加利得税1.5个百分点。

　　吴小莉：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你选择的那三个方案的最后一个方案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现在看起来呢？

　　董建华：我想让历史来判断，但是你假如问我会不会重复再做，假如这样情形，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有的话还是会做，因为我对香港人的智慧，他们的坚毅，他们的智慧，我有高度的信心，我觉得他们会有好的判断，当然有人不高兴。

　　吴小莉：当然，因为自身的利益吗。

　　董建华：但是中央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朱总理在香港讲过话的，你们出债券，我第一个人来买，他就是要给大家晓得，你们放心，我们中国总理都讲话，我们在后边支持你们的。

　　在成功抵御了2002年的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似乎再一次看到了复苏的曙光。

　　一方面，香港政府临时启动了最容易见效的旅游业作为短期措施。结果在这一年当中，香港接待的旅客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1657万，比2001年增长了20.7％。而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的进一步融合也使香港的转囗贸易大幅度增加。同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分享到内地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

　　2002年底，香港经济再一次达到了1.5%。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疫病却悄然袭来。

　　2003年 3月10日，香港的无线和亚视两家电视台同时播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的7名医生、4名护士相继出现了发烧、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然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在此后的短短一周之内，香港就有超过一百人感染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SARS的病毒。3月18日，香港出现了第一例本地感染及死亡的病例。

　　吴小莉：那段时间，是所有香港人经历过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也显现出了香港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大家长，那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渡过的？

　　董建华：这个是我做特首过程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一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这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家长，所以责任是最大的，我经常说对这个事情我很难过，总是觉得我自己是负上最大的责任，到今天我还会想起这种事情，觉得非常难过。

　　吴小莉：您那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有时候会夜不成眠。

　　董建华：有，那个时候有。

　　SARS的袭击无疑让经受了金融风暴和地产泡沬破灭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经历了回归以来的这些波折与徘徊之后，董建华和香港政府也一直在思索和总结着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

　　我们经过一个长的通缩的时间，那怎么样的能够走出来呢？怎么样的能够经济恢复呢？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内地的经济在起飞，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将香港以一个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大都市，同国际的都会，在香港的大都会，怎么样地去为国家的快速发展用我们的服务业来支持，来贡献给国家，发展国家的经济，在这个同时，当然香港也可以收汇，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的定位。

　　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Sars疫区的名单中正式除名。在仅仅一个多月后的7月28日，香港就向内地居民分批次地开放了“自由行”的旅程。

　　一年中，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游客达到了200万人，为香港带来100多亿港币收入。而在2004年香港共接待的2180万游客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内地。

　　2004年1月，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正式实施。在很多经济界专家看来，这项协议的实施意味着内地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向香港敞开更为广阔的市场。

　　吴小莉：您刚提到这是一连串的过程，其实背后是很深层次的思考，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跟内地怎么样的一个融合，你说03年内地决定要开放自由行，你是那时候提出了要进一步融合的理念跟构想，而且2004年的（CPER）正式事实，是因为2001年曾经提出的这种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那时候您向中央提出的时候中央的反应是什么？这个（CPER）从幕后走向目前的经历又走过了什么？

　　董建华：其实中央对我们香港真是很支持的，我提出CPER（最紧密经济关系）这个安排之后，中央看到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和美国、欧盟谈进入WTO的条件，谈判过程也非常复杂。

　　吴小莉：也很艰难。

　　董建华：非常艰难，所以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影响到谈判的过程，所以就等这个谈判完了，我们再开始谈。2002年的12月份，完成我国加入WTO签字，在2003年3月份，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说可以做了，我记得是2003年的6月29号，30号总理在香港签字的。

　　因为CEPA的实施，在2004年一年中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香港产品总值约达11亿港元，有600多家香港企业获准进入了内地的服务市场。

　　而在经济方面走向复苏的同时，董建华在第二届特首任期内所大力推行的另一项改革：高官问责制，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行政效力。在它的作用下，制约港府施政能力的旧有公务员用人机制将彻底改变。

　　吴小莉：其实您为香港留下了很多的建制，非常重要的建制，比如说“高官问责制”，那时候建立“高官问责制”是不是也希望建立一个长治久安问责的一个制度？

　　董建华：对，有这样的考虑，香港回归了，香港的市民对政府的要求，对政府的期望高了很多，我们一定要高官负上政治的责任，让他更好地去发挥他应做的工作，因为任何新的变化，大家都会觉得不习惯，至少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是任何大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去做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好的，现在还一直在完善当中，这种制度改变，假如在三五年里边可以完善很好的话，真是不错的。

　　在董建华的特首任期当中，他一共做过八个施政报告。2005年1月12日，在他做最后一个报告时，香港在过去一年中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7.5%，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低迷和徘徊之后，香港已经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然而在这个时候，董建华却选择了离开。

　　吴小莉：2005年的3月，您选择要离开，很多人觉得那是您对香港的承诺，也是您为人的厚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差不多了，你可以比较安心地离开？

　　董建华：其实我看到形式是很好的，到今天为止，经济一直在强劲的复苏，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很疲劳，除了我的腿以外，人也很疲劳，小毛病很多，但是疲劳最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所以我觉得“一国两制”的任务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业完成了，应该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接班了。

　　吴小莉：卸任特首的第一天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您做了什么？

　　董建华：松了一口气，开始调整，这也要有一个过程的，还是四点半就醒了。

　　吴小莉：还是习惯早起，要工作。

　　董建华：习惯了，但是就不起来了，看看睡得着睡不着，慢慢习惯了，就睡着了，现在大概六点多钟才起来。

　　吴小莉：我记得3月12号，如果我日子没有记错的话，在政协闭幕式上，您当选为副主席，然后全场起立鼓掌，您起立四面鞠了个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大家对您掌声不息？

　　董建华：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也好，全国的老百姓也好，对我这样的爱护，我很感动，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这个能够回国家效劳，真是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荣幸。

　　董建华告诉我说，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他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走遍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加深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

　　吴小莉：我知道您年初还去过了重庆，也去过了江苏，而且看您非常关心的港口，在看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关注什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董建华：到江苏我是去了苏北，去看了一下苏北的发展，到这个之后我也到重庆去了一下，总的来说，利用我自己以前经营企业的经验，在管理香港过程当中，对于一个城市在一个区域的定位所学到的经验，总结了可以介绍给人家知道我的看法和想法，再加上我国际上的关系，尽量地来帮助有些内地的城市的发展。

　　二十多年间，从航运业巨子、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再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能为香港服务，为国家服务，是他最为满足的事情。

　　吴小莉：有人说作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你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实践者，这个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更有人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您是成功地让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和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做了一个良好的融合，您怎么看？

　　董建华：的确是这样一回事，但是这个不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因为有了“一国两制”，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严格的依照《基本法》办事，将“一国两制”做成功。

　　吴小莉：但是您知道吗，我最近也看了一些评论，就是说，您从来没有想过去动用警察权，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反驳那些批评你的人，所以你捍卫了香港多元化的这种自由的声音，是真正确实去确保了“一国两制”的落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觉得“一国两制”要落实下去，但是真的确保了香港这种多元化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董建华：是，在大家对“一国两制”落实有很多怀疑的时候，要包容，也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我们要做的，有了大目标，大事情，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干。

　　吴小莉：个人的一些什么或者是周围的枝节，其实都不重要。

　　董建华：没有这样重要了。

　　吴小莉：对大局来说。

　　董建华：对，要顾全大局。

　　吴小莉：您觉得特首的生涯为您带来了什么，您又为香港留下了什么？

　　董建华：对我来说，我有幸为香港服务，为国家服务，我是很感激的，而且现在离开的时候，我是很满足的，因为我要做的我做了。

　　吴小莉：而且做到了。

　　董建华：都做到了。第一，我们应该对过去十年所得到的成就，应该觉得很骄傲；第二，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对将来要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