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调解法官”亮相法院 再审等现象减少(图)

法院工作人员在电子触摸屏前向群众介绍选择调解员的方法。黄健忠摄

　　“编外调解法官”亮相法院

　　“东方经验”调解再度趋热引发思考

　　本报记者 吴 兢

　　“昨天到法院起诉，今天就通知我来调解。调解员也由我自己选！”

　　6月5日9时，身穿牛仔衬衣的老陈，正坐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三层的“调解速裁室”里。他在同意调解书上按上红色手印，交给调解员翁金凤。

　　“调解速裁室”的牌子刚挂了一年多。去年3月，退休法官翁金凤被区法院聘为调解员，坐堂法院调解纠纷，至今已参调114件。

　　记者从日前在莆田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上了解到，像翁金凤这样的“编外调解法官”，正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法院中，代替法官第一时间调解纠纷。起步早的法院引入调解员制度已1年有余，起步晚的法院才刚刚开始。

　　十年轮回。曾一度遭冷遇的“东方一枝花”——调解，又一次绽放。

　　当事人“圈定”调解员

　　聘任调解员每天在法院坐堂，特邀调解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听候指令

　　“请选择调解员”。

　　走进秀屿区法院，迎面柱子上的这句话格外醒目。旁边一个触摸式电子屏，用手点击，秀屿区法院的76名调解员一一呈现：翁金凤等4名聘任调解员，每天在法院坐堂；72名特邀调解员，则分散在各行各业，听候指令。

　　为了方便当事人选择，电子屏提供调解员的各种基本信息，包括照片、专业、简历、手机号码和参与调解情况等等。

　　“看翁调解员参与了很多案件，我就选了他。”老陈说。

　　案情极为简单。老陈借给朋友大郭6000块钱，到期却未还。“请法院做主，心里才踏实。”

　　“不是不还钱，货款一时周转不灵。再宽限我几个月就行！”坐在调解桌旁的大郭，半低着头很是歉疚。

　　经翁金凤调解，双方不到1小时便达成协议：三个月内还款，利息全免。与一般的人民调解不同，他们的调解协议当场又经法院确认，从此具有了法律效力。

　　不用立案，纠纷已解；一个上午，握手言欢。

　　当调解员一年多时间，翁金凤仅在立案前就化解纠纷49件。他说：“当事人不用再跑来跑去，不花一分诉讼费，也不伤朋友感情。同时还节省了宝贵的审判资源。”

　　向外“借力”求多赢

　　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最佳的办法是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案多人少的矛盾，曾在莆田法院十分突出。2005年，市两级法院受案20601件、结案19901件，办案人员人均结案78件，平均3个工作日结1件。

　　“编制有限，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最佳的办法是向外‘借力’，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莆田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延灿说。

　　2005年9月，两类调解员正式履职：聘任调解员入驻法院，特邀调解员随时待命。截至2007年4月，逾千名调解员诉前调解1064件，成功率39％；受委托调解1089件，成功率57％；受邀协助调解1626件，成功率52％。

　　“借社会之力调解纠纷，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公信力和工作效率。”张延灿说，莆田法院出现了“三降”：一审受案数下降，执行申请率下降，涉诉信访数明显降低。

　　专用“诉前调解室”，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共有3间，装修不像法院，更像居家。2006年2月至2007年4月，15名诉前调解员在这里调解纠纷5437件，调成3845件，平均处理周期仅为7天，无一件上访、申诉并均已执行。

　　“以前，法院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身份重合，隐含了以审判权为后盾强迫调解的可能。这也是部分案件调解不成最终判决后，当事人强烈不满甚至缠诉上访的原因之一。”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包蕾说，“诉前调解员来自社会，在当事人眼中更具公平性。”

　　十年轮回“冷”变“热”

　　调解的回归，有利于当事人息诉，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

　　“编外调解法官”的出现，背后是调解的归位。事实上，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曾跌入低谷，遭到冷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范愉一直致力于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她说，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法院推崇庭审、当事人不愿妥协等原因，法院调解似乎以明显的速度走向衰落。法院民事、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由1989年的69％和76％，滑到2001年的36．7％和30．4％。2002年后，面对诉讼量大幅增长、上诉再审率居高不下，法院开始注重“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调解率回升。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上，调解率回升、“编外调解法官”出现等等，成为关注热点。与会的一线法官、法律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认为，调解的回归，有利于当事人息诉，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这既是贯彻“司法为民”的要求，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短短十年一个周期，法院调解从热到冷，又从冷到热。这种看上去变化无常的司法政策的反复，恰好反映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某种必然。对于解决纠纷，调解是有生命力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的转变表明法院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当事人和社会从中受益。”范愉说。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认为，当前，众多社会矛盾纠纷涌向法院，处置难度加大。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项紧迫任务。调解有助于社会“自我治愈”，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重构的调解，应当更符合国情、更为完善和有效；而不能矫枉过正，不能以调代判、久拖不决。

　　相关链接

　　山东东营法院“庭前调解”——

　　平均审限缩短二十八天

　　张江涛

　　近年来，山东东营法院的案件数量每年以两位数递增，2001年、2002年分别比上年增加12％、13％。2002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全面推行“庭前调解”制度——民商事案件立案后、开庭前，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由立案庭的调解法官先行调解。2002年至2006年，全市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平均达到28．4％，市中级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庭前调解结案率达15．2％，大大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庭前调解”方便快捷，“过滤”了大量简易案件，减少了进入庭审阶段的案件，提高了审判效率。2002年以来，民商法官手中的未结案件，由过去的人均30件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0件；没有一起超审限案件，平均审限缩短了28天。同时，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了90％，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北京朝阳法院“庭外和解”——

　　解决纠纷有“绿色通道”

　　李 思

　　受案数持续上涨20年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首次出现了下降：由2005年的5．1万件降至2006年的4．7万件。这个变化，源于该院推出的“庭外和解”四项制度，为纠纷解决搭建了速度快、成本少的“绿色通道”：

　　——法官助理庭前调解，突出“快”。2005年以来，14876件纠纷迅速解决，占同期全院结案的13％。

　　——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突出“熟”。该院聘任居委会或村委会干部、人民调解员、有特长人员为特邀调解员，解决了大量矛盾尖锐的“骨头案”。

　　——律师主持和解，突出“和”。当事人双方均有律师的，由律师居中和解。2005年以来，律师参与或主持和解2051件，收效很好。

　　——诉前和解，突出“息”。这种解决方式不收费、见效快，很受当事人欢迎。今年1至5月，该院诉前和解达222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