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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一女厂长不满拆迁补偿服毒自杀(图)

  海口晚报网6月14日讯

厂子刚有点起色就碰到拆迁,魏淑平不敢想像以后该怎么办

  大江网6月14日报道6月3日中午,一家小型民营调味品生产厂女厂长,在办公室内喝下剧毒农药敌敌畏,所幸送医抢救及时,方才捡回一条性命。这位女厂长服毒自杀的原因,竟是因为拆迁协议中,南昌市青山湖区拆迁办未能满足其“厂房安置”的要求。截至记者发稿时,拆迁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协议。法学专家认为,此案凸显拆迁补偿中,对企业无形资产补偿的空白。

  喝下农药 女厂长不满拆迁协议自杀未遂

  6月12日,9天前喝下一大口剧毒农药敌敌畏险些丧命的魏淑平已出院了。
“医生说,我体内有可能还残留毒素,可能会落下后遗症,需要好好休息,但我怎么能静下来休息?”魏淑平说。

  魏淑平今年34岁,是南昌市青山湖区绍兴酿造厂法定代表人。绍兴酿造厂地处青山湖区扬子洲乡,是一个以生产销售黄酒、食醋为主的小型民营调味品生产企业,有生产销售员工30余名,这些工人以当地农民为主。

  据现场目击者、魏淑平的丈夫蔡国全回忆,6月3日中午,他与青山湖区拆迁办就厂房拆迁事宜最后一次协商后返回家中做妻子魏淑平的思想工作,“劝她还是签掉算了,人家都签了,不签厂房就要被强拆,强拆的话什么都没有!”

  魏淑平态度坚决,始终不同意。一气之下她摔门而出,跑进隔壁的办公室,“她拿出一瓶不知道藏在哪的敌敌畏,抢都抢不赢!”

  魏淑平喝下农药后,家人火速将其送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3日下午4时,院方向家属下达“病危通知”。这份《病危通知单》临时诊断一栏显示,魏淑平的诊断结果是“敌敌畏中毒”。幸运的是,经医院及时施救,魏淑平已转危为安。“医生说,要是再晚2分钟,人就没命了。”

  12日中午,在自己曾喝下农药的办公室,魏淑平对记者说,“当天中午听丈夫说,要签拆迁协议,但没有安置,一想到一屁股的债务今后还款无望,一时绝望就喝下了农药”。魏说,敌敌畏本是她叫丈夫买回家杀苍蝇用的。

  记者调查 举债多万办厂,仅经营年就碰到拆迁

  对于魏淑平服毒自杀的原因,当地村委会和拆迁办则认为,魏淑平的自杀与他人无关,而其丈夫蔡国全认为是“拆迁没有安置,妻子承受不了压力”。

  12日蔡国全向记者介绍,厂里生产的醋和黄酒在南昌已占据一部分市场,“在洪城大市场还有批发,销往全省各地”。而位于扬子洲乡为民村的生产车间,因拆迁日益临近,厂子早已停产,厂门紧锁,各种原料和成品堆满车间。

  蔡国全说,他和妻子都是青云谱人,早在上个世纪末,一家人就开始从事调味品加工行业。2004年4月22日,魏淑平与扬子洲乡为民村委会签订《原为民制氧厂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原为民制氧厂旧址成立南昌市青山湖区绍兴酿造厂。2004年7月13日,绍兴酿造厂收到青山湖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同意南昌市青山湖区绍兴酿造厂兴建厂房基建项目立项的批复》,2004年8月,绍兴酿造厂向青山湖区城建环保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厂一直没拿到这两个证,”扬子洲乡为民村村委书记岳冬保说。

  蔡说,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绍兴酿造厂便开始装修并投入生产。“转让厂房花去20余万,再加上后期的装修费、相关办证费用以及机械设备购置费,前后花去近200万元,这里面的资金除了自身投资七八十万元外,100多万元的外债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魏淑平说,厂子正式经营仅3年时间,“前两年开拓市场,效益并不好,眼见这两年快步入正轨,谁知又面临拆迁”。

  “我们只想拆迁办为我们开展生产提供帮助”

  2007年3月19日,魏淑平收到一张拆迁通知,记者在这份盖有青山湖拆迁办印章的《青山湖区房屋拆迁通知书》(青拆字NO.024)上看到,绍兴酿造厂在洪都大桥道路建设工程中属于拆迁对象,要求其在3月31日前办理拆迁手续,并拆除该处房屋。

  收到拆迁通知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协议拆迁过程,但双方一直未就“安置”达成协议。魏淑平说,厂房拆迁按补偿方案标准补偿金额100余万不存在争议,“但拆迁给厂里造成停产带来的损失,以及拆迁后没有地方再开展生产,我要求他们给我提供或介绍一个场地,或者作价处理掉厂里的设备,他们不管。”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拆迁办为我搬迁后再开展生产提供帮助,就算少给我一点补偿款也可以,至少还能开展生产,但就这样搬迁的话,补偿款还不够偿还债务,”魏淑平说,自己总是听对方说“不签就强拆”,“国家搞建设,我绝对支持,但我是感到绝望才喝下农药的,绝对没有要挟政府的意思”。

  拆迁办主任: “厂房安置”要求无依据,服毒自杀是在要挟政府

  “洪都大桥工程是省市重点工程,第一期拆迁早已结束,魏淑平一年前就应该知道拆迁的事情。”南昌市青山湖区拆迁办主任周国华说,包括绍兴酿造厂在内的多家企业被列入第二期拆迁范围,要求在5月底拆迁完毕。

  “我们曾多次找到绍兴酿造厂,反反复复做思想工作,宣传政策,就在6月1日,我们和魏淑平的丈夫蔡国全协商后,几乎就要达成协议,谁知过了2天,魏淑平就在家服毒自杀。”周国华说,拆迁协议过程中,考虑到实际情况,对绍兴酿造厂“很多地方给予照顾”,“虽然该厂本身不具备条件,但还是答应给该厂12人6个月的最低工资补偿(250元/月),他们对搬迁补助有异议,我们允许他们找有资质的单位重新评估”。

  对于魏淑平提出的“厂房安置”要求,周国华称“无据可依”,“我在青山湖干了多年的拆迁工作,都是拿了钱走人”。而对于作价处理绍兴酿造厂设备的建议,周国华连称“不可能”,“政府买她的设备拿来做什么?”而对于魏淑平服农药自杀的行为,周国华则称是在“要挟政府”。

  周国华说,拆迁办曾提出介绍魏淑平去某工业园租地,“房租都已说好,但她不同意”。

  律师观点 凸显无形资产补偿空白

  “拆迁不能破坏生产力,”我国著名的拆迁法专家、参与并配合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对湖南嘉禾拆迁等重大事件的调查和报道北京市才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拆迁过程中,作为被拆迁人的当事企业有权利选择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另外,除了因拆迁造成停产给工人带来的损失应该得到保障以外,因拆迁导致企业停产停业造成的损失也应得到保护。

  “社会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搞建设,都应该坚决支持,”法学副教授、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熊延生律师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相关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也应当给予充分保障,“无理的要求不能放纵,但对于那些合理的诉求,相关部门则应适当考虑,酌情解决。”

  熊延生说,一个企业的资产主要由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部分构成,从魏淑平的要求不难看出,她不简单满足于对企业那些看得见的诸如厂房建筑物、机械设备等有形资产的补偿,拆迁过后,该厂的生产能力、市场份额、技术力量等无形资产都将多少受到影响,“她提出厂房安置的要求,其实就是想把这些无形资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被拆迁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现有的政策又尚未把无形资产的补偿列入拆迁补偿范围,这给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自然带来一定客观阻力,此事凸显出无形资产在拆迁补偿中还是空白。”熊延生建议,拆迁管理部门能否在现有的政策下,从企业的实际困难和特殊情况出发,给予适当的考虑。

  (来源:大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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