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回忆香港回归历程(图)

　　6 谈判

　　坚持原则兵来将挡

　　运筹帷幄见招拆招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撒切尔走后，双方有五次非正式的磋商，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的大使进行谈判，英国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后来谈不下去了。眼看两年限期很快就到，英国人着急了，要求正式谈判。开始还是很不顺利，先是死抠“三个条约”，后来提出以“治权换主权”，还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又是“信心”等老调重弹。小平同志训了他们一顿，说他们代表的不是香港人，“代表的是你们三个人”。

　　第四轮谈判完了以后，英方故意放出空气说谈判破裂了，于是发生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大跌，银行挤提，人们抢购日用品。这也是英方有意拿这个来压我们。我们分析后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不安宁，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吓不倒我们。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经过了很多斗争。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

　　7 财政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

　　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因为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要及早考虑建设新机场。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我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反对建新机场，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研究后，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先不吭声，倒看对方要不要找我们。

　　我们分析，对方必须向银行贷款，大部分还得在1997年后还，当时特区政府还没成立，必须由中央政府代特区政府担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

　　果然，汇丰等银行来找我们，我说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无法承诺，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后来整个计划都搁置下来。但他们之前已经说得天花乱坠了，没办法，还是找我们来了。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亲自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我说一定要保证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僵持了很久，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气势汹汹。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马上坐下来表示要继续谈。当时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但也不想空手而归。

　　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一点？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我们要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封锁的问题。

　　柯利达提出可否折中一下，在第三国签？我说不行，没道理。他说，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我说你想办法打电话找吧，总有办法。他出去了，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

　　8 信心

　　可以开间保险公司

　　负责担保政治风险

　　记者：在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在您看来，如何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鲁平：小平同志讲的“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有一块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香港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一国”是前提。“两制”是指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变，也就是“两个不变”。我们不会企图去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别人也不要企图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同志所讲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个道理。

　　香港有些人受了英国的影响，主张不要和我们靠得太近，要和内地有个“隔离带”，一讲“背靠大陆”，就敏感起来。香港有今天的繁荣，说实在话，主要是它具有“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这个有利条件。没有大陆，根本没有这个局面。

　　记者：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专题，叫做“香港已死”。当时您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提了一个设想：在瑞士设立保险公司，假如回归后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遇损失的，给予赔偿。10年过去了，您认为香港人还存在有所谓的信心问题吗？

　　鲁平：敢于提这个保险的设想，说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保的是政治风险。如果1997年后由于政治原因导致投保人受到损失，我们一概照赔。因为我们有信心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成立的话，我们百分百赚钱！但香港人的确有个信心问题。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这可以理解，我们国家过去的确也折腾了很多年；另有一个担心，很多香港人说：对中央完全信任，但中央的政策真的可以贯彻下去吗？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人，使他们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的，那是国策，是不会变的。我们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另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我们看后觉得，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成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就是针对这专题的。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去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有次和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议员座谈，说我们的高度自治政策包括财政收入不上交，对方听了很吃惊，其实这在《基本法》中早就公布了！说明外人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

　　信心问题始终会解决的。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另外，我国越来越强大，对香港人的信心才是一个最大的保证。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比1997年就大不一样了，香港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强大了，香港人的信心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现在基本也没人反对《基本法》了，我想现在也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

　　-记者手记

　　历尽风浪方显宁静

　　鲁平笑言“历史简单”

　　眼前的鲁平，身材高大，神态安详，目光平静如水。这是一位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八十老人，波澜去后，他因此愈加宁静和广阔。鲁平说自己身体状况挺好。退下来的时候70岁，别的球打不动了，打打高尔夫，走走路。现在还是很关心香港，天天上网，看香港报纸，每天至少四个小时。虽然没有一张股票，但鲁平每天下午4点半一定要上网看恒生指数。“这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啊。”

　　“我的历史很简单。”鲁平对记者说，学校毕业后，鲁平的第一份工作是替宋庆龄工作，宋庆龄在上海有个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刊时候他就加入了。一直到“文革”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办这个刊物，是周总理给的任务，很多外国人没有渠道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所以要办一份民间性质的刊物，宋庆龄在海外有很高的威信。周总理要求不要唱高调，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拿事实说话。《中国建设》是唯一能进入美国市场的刊物。但上世纪60年代后就不行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内外有别，我们的读者对象是西方的中间读者，要使这些读者能接受就不能简单化、庸俗化。比如说庄则栋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呢？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不灵了？我们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因为这些言论和其他原因，“文革”一来，罪状也来了：鲁平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之一。

　　1978年港澳办成立，老上司廖承志把鲁平找去，一直干到1997年。退下来后，上海方面要鲁平“回娘家去”，现在的鲁平是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主席是胡启立。此外，还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主席，原来的主席是汪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