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年：
10月份继续攻读博士
记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为他刚刚完成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业而回港休假。
记者：您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么？
金庸：我读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今年10月份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读两年。
记者：您的校园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学校的，全封闭学习，不能请假离开的。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导师，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如果平时出行，要跟生活导师请假。我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十八九岁的。我特别喜欢校园的感觉。
记者：博士准备攻读什么方向？
金庸：还是读唐史，具体方向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本来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匈牙利国是匈奴人建的，结果被教授否决了。后来我又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老师却说已经有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决了。要找一个课题真的很难，我最后找到唐朝的一段历史，打算对“玄武门之变”进行新研究，因为我提出其实李世民的兵力不强，不可能发动兵变杀死兄弟和姑姑，老师说你这个有新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严格吧？
金庸：要找一个好老师很难的，老师学问很好，这样我才能真正学到学问啊。
记者：您能适应这种学习吗？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国的唐诗，《资治通鉴》，都要好好看。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论文，因为论文要用英文写。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较辛苦。英语的口试难度比较大，但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就格外开恩，给了一个65分的及格分，这样我才能继续念博士。（笑）
记者：您的“金迷”们一定不明白，您这么大年纪这么高成就还要再去辛苦念书？
金庸：（笑）其实已经有高校给过我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我喜欢校园生活啊。来到学校里，才发现自己很多书都没有看过，所以觉得跟他们学习，收获很大。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能跟我们说说现在英国主流社会对香港回归的看法吗？
金庸：对于香港的回归问题，英国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坚持时间到了，就应该归还；但另一派认为不应归还。过去他们总说中国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国现在已经看到变化了，也就不再讲了。英国人承认一点——中国的“一国两制”，他们是无话可说的。
关于武侠：
现在我写不下去了
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写完人生中的14部武侠小说，戛然而止。然而他绘出的那一个个侠客梦，却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发芽，绵绵不绝。
记者：您承认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吗？
金庸：从我的作品里面确实体现了这种思想，不赞成对中国的侵略。
记者：您作品中的主角总是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是不是一种隐喻？
金庸：（笑）我自己没觉得。
记者：武侠小说的写作现在是不是不景气了？对将来发展形势有什么展望？
金庸：现在我自己是写不下去了，因为觉得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
记者：还有，最近百家讲坛有专家在讲您的作品，还在讨论《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您这次的修改中有没有写？
金庸：（笑）我自己还是不知道。
记者：有人说，您说您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主角是令狐冲，但是真实性格却更像郭靖。
金庸：（笑）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我笔下的每一个主角，包括韦小宝。
金大侠印象
在得知我约访到金庸谈回归后，好几位自称“骨灰级”“金迷”的朋友都跟我说：拜托了，给金庸写一个大点的版面。曾有人说，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感受尤深。
所以去见金大侠，内心里难免都怀着一种隐隐的向往。金庸在香港的办公室，占据北角一座高级写字楼。落地玻璃窗环及三面，似乎凌空架在蔚蓝色海面之上；靠门的一面墙是一个超大书柜，曾经陪伴我们枕边慰藉多少难眠之夜的一个个侠客梦，静静地排列着。
去见他的那个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阳光，可是比不上老人叙说英国校园生活时笑容的灿烂。这是他最喜欢谈的话题，轻松兴奋得像个孩子，两眼眯成一条细线。看着这一身越老越天真的力气，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妒忌，也完全理解了这名83岁的老头为何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堂。
他刚刚结束对自己作品的一轮大修改。采访结束时他端详着那个大书柜，眯着眼睛，让我们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见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后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页上分别写下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们在一代代的侠客梦中逐渐变得成熟，金大侠却在幸福地变老；他早就不再写了，这几年来屡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却越发地俗不可耐。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些源于字里行间的梦与感动，是永远都不会被忘怀的。
记者
手记
人物传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怀
要写金庸的传奇，总有一种毋庸赘言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书写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事实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财富——一为武侠，一为报纸，俱是他抒发政治情怀的阵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下午写小说 晚上写社评
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17岁时，年轻的查良镛就开始初现他的“政治”才能——他写了一篇题为《爱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当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却因为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装腔作势，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情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毅然抛妻离职北上外交部求职，但因为出身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
重回《大公报》后，他不久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其时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名好友相约在报纸上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金庸初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与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从此，他的武侠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1972年。
随后金庸拿着8万元港币创立《明报》。这份报纸的机遇是1962年5月，10万内地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详尽评论“逃亡潮”，结果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通常是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实际上，小说中的武侠江湖是其政治情怀的寄寓，而社评则是政治情怀的理性阐发阵地。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有人扬言要火烧《明报》，金庸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
起草《基本法》问心无愧
1981年，他作为香港新闻界的第一人受了邓小平的接见，这次对内地的访问让他感触良多。1985年，金庸成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过，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1991年，金庸宣布从明报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却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只因为该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渐退隐，却积极访问台湾和内地，那双充满政治情怀的眼睛，始终闪亮。有人说，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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